瑪格麗特·杜拉斯，無疑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最具個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國，在全世界都擁有廣泛的讀者。杜拉斯的人生是復雜的，個性是鮮明的。她敢愛，敢恨；她經常絕望，卻從不放棄過抗爭，而是在抗爭中獲得歡樂，賦予生命以絕對價值；她說寫作是“一種死亡”，她卻在這種獨特死亡方式中透現出頑強的生命力與無限的創(chuàng)造力；她是一個作家，但從不為藝術而藝術，而是以積極的“介入”，一腔的熱情參加到各種社會、政治運動中去；她參加過抵抗運動，反對過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紀下半葉在西方世界發(fā)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幾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過，經歷過。杜拉斯的追求是永遠的。她從小有著反叛的精神，從不墨守成規(guī)，永不滿足于傳統(tǒng)，而是始終不懈地追求著獨特性：獨特的人生體驗，獨特的藝術表達。在她看來，她寫過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遠是在努力地從零開始，突破自己的過去，塑造全新的現在。杜拉斯的創(chuàng)作是多彩的。她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藝術創(chuàng)作中，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多姿多彩的藝術世界。她的小說、戲劇、電影創(chuàng)作，她的評論，她的隨筆，“熔小說風貌、戲劇情境、電影畫面與音樂色彩于一爐”，成了二十世紀世界文學中一首獨特的景觀。杜拉斯是有爭議的。富于激情、好走極端的杜拉斯在法國擁有無數的崇拜者，也有眾多激烈的反對者，讀者陣營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敵視杜拉斯派”：前者贊嘆杜拉斯勇于探索，標新立異；后者抨擊杜拉斯否定傳統(tǒng)，離經叛道。杜拉斯的影響是廣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擋太平洋的堤壩》贏得了廣泛的讀者，并角逐龔古爾文學獎。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為她贏得了巨大的榮譽，在法國、在整個文壇，無可爭議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據不完全統(tǒng)計，她的作品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在全世界上流傳。著名傳記作家勞拉阿德萊爾認為，“她是當代法國最富創(chuàng)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關她的各種研究著作和傳記不斷問世，讀者對她表現出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無疑她的影響不僅廣泛，而且深遠。中國讀者對杜拉斯是喜愛的，甚至有點偏愛，偏愛她的《情人》，她的《廣島之戀》。然而，在我們看來，人們對杜拉斯的認識才剛剛開始，還有待于深化，有待于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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