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

　　20世紀已匆匆離我們而去，但它所探討研究過的不少問題卻還久久留在我們腦間。像季羨林教授所說的中西文化交流問題，不但研究“拿來”西方文化、還要研究“送去”中國文化，都需要學貫中西、通博古今，既要算是學術研究中“難啃的骨頭”之一，又要看作“我們必須認真完成的”“國際主義義務”。新近出版的由季羨林教授主編、并由王寧、錢林森、馬樹德三教授撰寫的《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一書，就是一本專門研究“中學西漸”的簡明著作。該書并不沉湎于“憶古”，而是面對“全球化”多元文化碰撞的現(xiàn)實，將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這一重提的歷史，置于當今國際學壇的理論熱點背景上，既辨析了西方“中心”與東方“邊緣”、“東方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等“二元對立”認識模式的錯訛，又梳理了“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以尋求“21世紀文化發(fā)展的新格局”的正確認識與態(tài)度———“不同文化之間經過相互碰撞之后達到對話和某種程度的共融。”為此，該書分別追述了四百多年來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受益中國文化并得以發(fā)展的史實及其意義。以史論識地指出，無論是17、18世紀風行“中國熱”的英法兩國，還是充滿了連綿不斷“中國情結”的德國；也無論是歐洲啟蒙大師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產生過異乎尋常興趣”的拿破侖、后來的馬拉美和現(xiàn)代的象征詩派，還是“德國哲學之父”萊布尼茨、狂飆突進運動的代表歌德與席勒、乃至20世紀最負盛名的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等，都接受了中國文學文化的影響，從而發(fā)展成如今居“世界文化的中心”的歐洲文明。但“長期以來形成的”的習慣看法，在當今西方學界仍然“不時地在與中國人的交往中表現(xiàn)出來”，以致出現(xiàn)了包括源起“拿破侖時代”、并續(xù)至當今亨廷頓之流的“中國威脅”論，或“中國文明早就衰落”論等，這些都反映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知，仍然“僅僅將中國文化當作一個遠離文明中心的‘他者’來研究考察”。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原因就在：“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之思維模式”。與此同時，又從學理上具體辨析與評述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其中既有“誤讀”與“誤解”，但也不乏旁觀者的清醒評述。他們在看到中國文化的“智慧”、“理性”、“自然”、“友誼”、“人道主義”等“偉大”的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中國“文化肌體”中的“自負”、“閉塞”、“迷信”等“病癥”要害。誠如馬克思曾評說過的：“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tài)被打破了”。因此，他們“出于客觀的角度”所提出的批評，“往往是居于局內的中國人自己所視而不見的”。他們對上自四書五經，下至魯迅老舍和當代作家作品的各種“洞見”，如對中國封建君權說的否定評說，“即把天的一切權威都賦予既不是永生的，又不是完美無缺的，甚至會犯錯誤的這樣一位塵世的統(tǒng)治者”；或對《聊齋》、《金瓶梅》等名著的肯定理由，說“是世界上最美的民族寓言”，是“反映了整個階級社會中被壓抑的個性。色情風是朝腐朽方向發(fā)展的社會所采取的寬容政策的必然結果”都從正反兩方面，“有助于克服我們自身的弱點”，去發(fā)現(xiàn)“尚未發(fā)見的新的文化內涵”并“作出應有的科學評價”。凡此都告訴我們，無論是“拿來”還是“送去”，雙方都“應當具有一種全球的視野和廣闊的胸襟”，并“需要的是既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局限，同時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唯此，在中外文化關系的研究與認識上，“我們的送出將和漢學家的拿來共同為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傳播做出貢獻”。這樣的見解，不僅對中西文化學術交往，就是對當今國際學壇紛紛揚揚的“全球主義”和“本土主義”或“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論爭，也應當說是一貼“世界共此涼熱”的清醒劑。當然，在總共不過200來頁的小書中，想要全面梳理和詳盡論述中國文化對歐洲長達四百多年的影響，實是不易之舉。因此，書中存在資料掌握和理據論證尚欠到家等“急就篇”瑕疵，也在情理之中。如16、17世紀歐洲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譯著及其變異與意義，應作挖掘和探索；而法國著名漢學家艾田蒲，他既是第一個將彭湃的“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翻譯介紹給歐洲，又是在長征后就最早著文稱毛澤東是“東方救星”的第一人，他還是在中國發(fā)生“文革”時就痛惜指出這是“浩劫”的第一個批評家，對類似的學者及其思想也當探討深究等等。然而，該書的這些瑕疵與不足，就如同它的新意與貢獻及其論述主旨一樣，在西學東漸并“西風”猛吹的全球化今天，對清醒的探討“西方中心”和“東方邊緣”、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認識模式等問題，以及鍥而不舍的進行中西文學文化關系研究，仍然是具有參考價值和啟迪意義的。

暫缺《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