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講過一個小男孩遇見狼的故事。結局當然是小男孩逃脫了，但他事后一次又一次把遇見狼的事情講給別人聽。當他回憶、再度體驗和表述遇見狼的過程及其情感經驗――――恐懼、顫栗、希望、絕望等，他才把這件事情真正引入了他的視野，他本人變得和這件事有了切身的關系。當然這樣說，已經超出了托爾斯泰本人對這件事的解釋，更像是陳家琪的說法。用語言鉤沉我們所經歷的事情，將它們納入“視野”之內，是尋找意義的一種嘗試。視野沉沒了，意義也就無從談起?！耙曇啊蓖瑫r決定了這樣一種對于意義的尋求，不可能是概念的、邏輯的、身處其外的：“視”其可視，視其所“示”，因而所捕捉的是那些具體的、可觸摸的和親身經歷的東西。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這位深諳西方哲學的學者，在該書中卻采取了一種回憶般的、斷斷續(xù)續(xù)的敘事文體：以４２歲進病房做手術失去知覺開始，漸次呈現在意識屏幕上隱隱約約的島嶼、礁石、海浪的喧嘩，那是一個人刻骨銘心的社會經歷和內心歷程―――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相信“做好事”，“費盡心機地想出各種花樣”，認為做好事和設法不讓別人知道就是“心誠”，心誠則靈；６０年代向往著像格瓦拉那樣打游擊、用“思想的閃電”把紅旗插上紐約島；７０年代招工分配至一個監(jiān)獄當“政府”（即管教人員，這期間他的后來的許多朋友卻在坐牢，）目擊一個姓白的犯人“從幾十米高的山頂連人帶繩隨滾石一起跌落下來”，掉到半空中時還甩了一句話大罵將拽他的繩索松手的另外兩個囚犯；再后來便是直接考研究生，和這個民族一道經歷了當時轟轟烈烈的思想和精神解放；接下來又開始了新一輪的上下求索――――１９８４年鎮(zhèn)江的存在主義會議上聽熊偉先生用德語朗誦歌德的詩句；１９８６年貴陽的全國西方現代哲學研討會后，和幾個志同道合者商議出版最初命名為“鴨嘴獸”后來改名為“邊緣”的叢書，其中陳本人的那本《浪漫與幽默》筆者于１９９９年第一次讀到時曾經大吃一驚；１９９０年現代西方語言哲學討論會之前和朋友們的神農架、小三峽之行，同行者為這些人的命題爭論得“昏天黑地”：薩特、卡夫卡、維特根斯坦、奎因、海德格爾、胡塞爾、Ｈ？奧特、梅洛？龐蒂、伽達默爾、哈貝馬斯、德里達、庫恩、波普爾、馬克斯？韋伯、?？隆⒛岵?、雅斯貝爾斯、克爾凱郭爾……繼而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再來一遍。直至１９９４年去了天涯海角，當回答“為什么來海南”時，提問的人總感不滿足，而如果說是“來海南是當妓女”時，人們便若有所悟地什么也不問了。如果不是出于對真理純真的信念，書中描繪的貫穿幾十年的討論、辯駁所包含的熱情是難以想象的。想到這一點，便很艷羨這一代人身上和他們經歷中的許多東西，用弗吉尼亞？伍爾芙談論俄國小說中人物的那句話來說：“這些人活得多認真啊?！痹谶@個意義上，陳家琪的這本書，提供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現象學”或他們的“神學大觀”，任何想要了解近幾十年精神思想史的人不能不認真對待該書。它令我想起波蘭詩人米沃什的那本《被禁錮的頭腦》，同樣是從描寫個人經歷的角度，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思想文獻。我本人深感興趣的還在于其中這樣一些內容：在分析當時流行的某個著名的句式時，作者不是停留在它表面的愚蠢可笑上面，而是著眼于挖掘其中隱含的思想模式，那是一種結構性的框架，在原來的話語消失之后某種思維結構并未消失，仍然在我們的生活中起著支配作用。而對于此類問題需要我們自己來做解答了：他們所經歷的歷史是否已經僅僅成為過去，像某些急于更換背景的人所認為的那樣？那些曾經砸落在他們腳面上的東西，還有哪些至今仍然砸落在我們的腳面上，成為我們周圍生活中揮之不去的隱痛、陷阱、尷尬，如此令人難以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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