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學史（魏晉南北朝編上下）

　　《中國美學史：魏晉南北朝編（上下）》介紹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美學史。李澤厚先生《美學的歷程》曾認為魏晉是人的覺醒和文字的自覺時期，根據(jù)這一觀點，在大量史料基礎上，本書全面地分析論述了魏晉南北朝的玄學、佛學、文論、書論、畫論、樂論、人物品評中所包含的美學思想和美學理論。

　　李澤厚，著名哲學家，湖南長沙寧鄉(xiāng)縣道林人，生于１９３０年６月，曾就讀于寧鄉(xiāng)四中，湖南省第一師范，１９５４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現(xiàn)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哲學、美學研究。突出貢獻李澤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實踐、尚“人化”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tǒng)一”的美學觀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澤厚不斷拓展其學術論域，促引思想界在啟蒙的 路徑上艱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澤厚客居美國，出版了《論語今讀》、《世紀新夢》等著作，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建構給予沉甸甸的人文關懷。李澤厚的美學思想李澤厚的學術探索，對20世紀后半期中國美學具有重要影響。這種重要性，首先不在于他對具體學術問題富于新意的闡釋，而在于他作為哲學家的宏觀視野在美學學科建構過程中發(fā)揮的獨特作用。他率先肯定實踐對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的本體地位，推動50-60年代的美學討論超越了心—物二元對立的反映論模式。他通過康德研究建立了“主體性實踐哲學”，其中對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質實踐作為社會存在本體地位的強調(diào)，以及對于歷史唯物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核心地位的正面肯定，在80年代初具有雙重積極意義，那就是，強調(diào)實踐的主體性，有助于消解庸俗唯物論的影響，強調(diào)實踐的物質性，有助于消解斗爭哲學的影響。“主體性實踐哲學”對個體主體性的領悟，使其所謂社會、實踐等范疇顯示出區(qū)別于同時代其他哲學教科書的特殊活力。當然，這種領悟與其立足于整體性的理論視角之間也形成了某種緊張，但這種理論緊張對年輕一代的理論思考卻形成了特殊的刺激效應。為了消除這種緊張而創(chuàng)構的“積淀”學說，雖猜想多于證明，卻也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進入90年代，他又提出“情感本體”的觀念，體現(xiàn)出追蹤時代潮流的努力，只是這個觀念沒有帶動其既有體系的整體性嬗變，也沒有成為新的理論建構的闡釋起點，而基本上停留在感性詠嘆的層面。（一）李澤厚登上美學舞臺之初，是以朱光潛為主要批判目標的。但50-60年代的大環(huán)境決定了朱光潛不批自倒的地位，因此，真正成為李澤厚新理論確立之障礙的，主要是蔡儀的唯物主義美學。蔡儀是從認識論立場切入美學問題的。在他看來，美是客觀事物的客觀屬性，這種屬性即“典型性”；美感是我們的意識對這種典型性進行反映的結果。反映當然是第二性的，并且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分。在這種反映論美學的框架中，美學基本問題被歸納為心—物關系問題，美的本質被對應于物，人的活動則被對應于心的意識。因此，問題的核心，就成了美與美感何者為第一性，何者為第二性的問題。這種框架的弊端在于，單純從意識—反映的角度對審美活動進行分析，則人的地位和功能無形中就被心的地位與功能問題所取代了。取代的結果，是如果強調(diào)人在審美活動中的能動地位，就往往流于主觀主義；而抗拒主觀主義的結果，是常常陷入機械反映論的泥坑。李澤厚的貢獻，在于將“實踐”范疇引入了有關美的本質的思考中。李澤厚認為，作為個體的人之所以能夠從審美的角度欣賞自然，是因為作為類的人的“實踐”改變了自然與人之間的關系，使本來是與人對立的自然變成了某種程度上是為人的自然，所謂“人化的自然”。探求美的本質，主要不能依據(jù)個體心理意識層面的所謂反映，而應依據(jù)群體人類物質實踐層面的創(chuàng)造。這種實踐的創(chuàng)造是過程性的，所以對美的本質的透視，不能局限于個體美感對它的橫向的認識關系，而還必須轉向縱向的美的歷史生成過程。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李澤厚批評說：“‘人’在蔡儀這里也僅是作為鑒賞者、認識者而存在，根本沒有看到‘人’同時也是作為實踐者、對現(xiàn)實的改造者的存在。”在“‘美’的誕生”、同時也是文化與文明的歷史發(fā)生過程中，消極被動的、作為映現(xiàn)工具的“心”或曰“美感”，順理成章地轉化成了創(chuàng)造歷史、也創(chuàng)造自身的“人”，其活動范圍拓寬了，僵化的心—物對立得以消解。“實踐”作為聯(lián)結主體與客體的橋梁，使人作為主體與自然作為客體的相互對話與交流，從而也是更高層次上的統(tǒng)一成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