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臺灣地區(qū)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qū)之一。在東亞地區(qū)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也得到不斷的充實與發(fā)展。本書概括分析了三國兩地的政治經濟體制、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狀況、社會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等因素對其社會保障的制度類型和成長軌跡的影響。分別對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社會保障的歷史沿革、制度類型、體系結構、覆蓋范圍、運行方式、保障層次、存在問題和發(fā)展前景作了系統的論述。東亞地區(qū)三國兩地經濟發(fā)展水平較高，但在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上卻大相徑庭。日本在60年代實現了普遍主義的“全民保險”、“全民年金”計劃，經過幾度改革完善，已經成為市場經濟國家中保障制度較為完備、保障水平較高的國家之一。韓國自60年代起實行“先增長后分配”的經濟成長戰(zhàn)略，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產生了收入分配扭曲的社會惡果，80年代末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付諸落實才逐步得到改觀，現已建立起以國民年金制度為主體的社會保障體系。新加坡在1955年就實施了中央公積金制度，現已演變成為為全體居民提供退休、醫(yī)療、往房和家庭保障的綜合性社會保障制度，這是一項強制性的、完全積累式的個人儲蓄計劃，因不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而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香港地區(qū)社會保障制度起步較晚，港英政府在60年代后期才逐步介入社會福利領域。由于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高經濟增長與不完善、低水準的社會福利形成鮮明反差并成為香港社會發(fā)展的顯著特征。香港回歸后，維護自由經濟制度和追求市場效率仍然是特區(qū)政府制定社會政策的基本出發(fā)點，但2000年底實行的強制養(yǎng)老公積金計劃則是政府在福利制度供給方面對社會經濟的適當干預。中國臺灣地區(qū)的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于50年代，最初只側重于“軍、公、教”等特定階層，80年代以來才逐步形成體系但至今尚不完善，現正醞釀“國民年金”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工業(yè)社會的衍生物和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既是當代社會發(fā)展的普遍、必然的趨勢，同時又在各國特殊的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呈現其多樣性的特征。這一特征在東亞地區(qū)三國兩地的社會發(fā)展進程中表現得尤為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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