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姓名文化是一個按照歷史和邏輯的內在聯系組合而成的整體，且因主次、干支和表里之分，顯示出清晰的層次與方面性的立體感；而強烈的數典認祖、追宗尋根意識，便是這個整體的核心所在，或稱之為精神內涵。無論是標識血緣和衍生的姓與氏，還是用以“正體”和“表德”的名與字，乃至與其相關的堂號家聯、世系譜牒等種種姓名異式，莫不依循著追溯同源的走向，且最終朝著炎黃始祖歸結。這種由傳統(tǒng)姓名文化所承載的求本溯源意識，已逐漸積淀為中華子孫的共同心理，在凝聚民族親情感、增強民族生命力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等各個方面，都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而帝也正是它迄今影響猶盛的根本魅力所在。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特定歷史產物的傳統(tǒng)姓名文化，又是人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學習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巨大庫藏。比如從姓氏的起源、區(qū)分與合流入手，可以深化對上古時代不同社會形態(tài)更相替代之特征的認識；又比如：從譜牒、世系、堂號、聯宗等一系列具體事象著眼，可以揭示血緣關系紐帶在古代社會發(fā)展和社會生活中的歷史作用；再比如，通過對某一歷史階段人們取名的基本方法、擇字風尚及忌諱要點等現象的分析，便可能在探尋當時的政治路線、時代精神和社會習俗諸方面，獲得可貴的啟示。要之，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系列本質特征，如家天下專制制度、家族型社會結構、以忠君孝親為核心的道德倫理觀念與行為準則等，遠不通過其得到充分展示；這又是它已越來越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的原因。傳統(tǒng)姓名文化還是古代中國精神文明中最富有民族性特征的組成部分之一；坐實在全面把握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普遍性特點的基礎上，對其強烈的民族特色加以說明和分析，已成為我們今天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文化遺產的一條重要途徑。舉個已有人注意到的現象為例：在中國古代文獻和各種文藝作品中，人的姓名經常被突破其特指性、符號性或結構常態(tài)而加以靈活應用（參見郭文瑞《古代人名的活用》，載《文史知識》總143期），它如嘲氏、拆字、姓名酒令及詩謎、聯語等姓名游藝形式，也無不同漢字構成的基本形態(tài)相關，所有這些課題的開拓，對于發(fā)掘民族文化珍藏并使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顯異彩、重結奇葩，無疑是一項極有意義的工作。片斷：名在世俗不久前，聽一位在大學中文系任教的朋友說起一樁軼聞，道是該系有個歐洲來的留學生，漢文根底已達到可借助字典攻讀《紅樓夢》的水平。但是，《紅樓夢》第27回的回目，即《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卻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反反復復看了三遍，也沒在這一回故事中找出誰叫“楊妃”、“飛燕”來。后來有人告訴他，楊妃和飛燕都是中國歷史上的美人，因一位身段豐滿如寶釵，一位體格瘦弱如黛玉，便用在這回目里做了她倆的代號。那個留學生聽了才恍然而語。其實，這個讓留學生感到困惑的問題，恰恰是中國人語言習俗中的一種基本定式，即當某一個真實人物或藝術形象在群眾中引起特別反響時，原先僅作為其個人特稱的姓名或其它形式的稱謂（如表字、綽號等），就有可能轉化成一種公共符號，用以代表或者指稱某一種社會特征或事象。比如趙飛燕和楊貴妃，原本是漢唐兩個不同朝代的貴婦特稱，因為史書上有關她們體態(tài)身段的記載，已經在人們心目中造成很大影響，于是她們的姓名就從個人符號轉化成分別指稱美女身形瘦弱和豐腴的公共符號。在一般情況下，這類公共符號的被理解性總是比較強的。比如，諸葛亮作為三國時期一個歷史人物的姓名，在中國人的語言習俗中，就已經轉化成了一個指稱聰敏和智慧的公共符號，諸如“事后諸葛亮”、“自比諸葛亮”、“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等種種生動的群眾性語言，都因為這個符號的使用和易解而大大增強了形象吐與活潑感?！端疂G傳》里，智多星吳用一出場，作者便介紹他的道號是“加亮先生”；《小二黑結婚》中，主人公之一還沒亮相，作者先點出他的“二諸葛”綽號；清朝時左宗棠“雅喜自負，與友人書翰，恒于其末自署‘老亮’”（《清稗類鈔·姓名》）；民國時張作霖的總參議楊宇霆，自負力度也不亞于“老亮”，于是起了個表字叫“鄰葛”（和諸葛亮相比鄰的意思）。這一連串的別號、綽號、自署、表字，概循一條線索，即一個人物的姓名轉成一個公共符號，一個符號又化生出更多人物的名字別號；而且毫無例外，都以這符號所概括的足智多謀為指歸，使人一目了然，一聞即明。顯然，這是中國姓名文化成果的一種別具特色的展示，不但為民間語言習俗的形象性與活潑感輸送了養(yǎng)分，同樣也為繼續(xù)豐富社會姓名文化本身提供了素材。綜觀古往今來中華姓名庫藏，業(yè)已轉成公共符號的具體姓名，比比皆是；因此而成為民間語言習俗閃光點的實例，也不勝枚舉。比如：西施是美人的符號，進而有了“情人眼里出西施”之類；魯班是巧匠能工的符號，進而有了“魯班門前舞大斧”之類；張飛是剛猛的符號，進而有了“張飛賣豆腐人硬貨軟”之類；孔夫子是讀書人的符號，還帶點迂腐味，進而有了“孔夫子搬家——盡是書（輸）”之類；……與這種走向相似，中國姓名文化融入民俗風情的表現，還包括大量具體姓名成為民眾衣食住行、儀節(jié)器用的通用性指稱。比如舊時潮汕一帶婦女出行，照例有塊蓋頭的絲巾或皂布（今已改為腰飾，又名“水布”）名為“韓公帕”，據稱是韓愈遺制。再如，南方鄉(xiāng)村有竹皮制帽遺俗，人稱“劉氏冠”，據稱是漢高祖當亭長時創(chuàng)制。它如“諸葛巾”、“謝公履”、“國姓鞋”（閩臺人稱鄭成功為“國姓爺”）、“齊王帽”、“丁娘子布”等，都以指姓稱號的方式，映襯出中國服飾文化的源遠流長?！緯把孕彰乾F代生活中人人都有的特定指稱。小兒呱呱墜地，便有了自己的姓名，然后帶著它進入社會活動，使之起到代表自我而與他人相區(qū)別的最實際的作用，其價值簡單到可以用“符號”一詞來概括。但是，在古代中國社會里，姓名的意義遠遠不止它在今世那么單一從其發(fā)端發(fā)展、嬗替演變的漫長歷史看，從其包羅宏富、形式紛繁的復雜構成看，從其義連禮制、普及世俗的廣泛影響看，它曾是中華民族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要環(huán)扣之一，在政治、文化及社會活動請領域中，都發(fā)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從而形成了舉世無雙、特色獨備的中國傳統(tǒng)姓名文化。中國姓名文化是一個按照歷史和邏輯的內在聯系組合而成的整體，且因主次、干支和表里之分，顯示出清晰的層次與方面性的立體感；而強烈的數典認祖、追宗尋根意識，便是這個整體的核心所在，或稱之為精神內涵。無論是標識血緣和衍生的姓與氏，還是用以“正體”和“表德”的名與字，乃至與其相關的堂號家聯、世系譜碟等種種姓名異式，莫不依循著追溯同源的走向，且最終朝著炎黃始祖歸結。這種由傳統(tǒng)姓名文化所承載的求本溯源意識，已逐漸積淀為中華子孫的共同心理，在凝聚民族親情感、增強民族生命力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等各個方面，都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而這也正是它迄今影響猶盛的根本魅力所在。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特定歷史產物的傳統(tǒng)姓名文化，又是人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學習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巨大庫藏。比如從姓氏的起源、區(qū)分與合流入手，可以深化對上古時代不同社會形態(tài)更相替代之特征的認識：又比如，從譜牒、世系、堂號、聯宗等一系列具體事象著眼，可以揭示血緣關系紐帶在古代社會發(fā)展和社會生活中的歷史作用；再比如，通過對某一歷史階段人們取名的基本方法、擇字風尚及忌諱要點等現象的分析，便可能在探尋當時的政治路線、時代精神和社會習俗諸方面，獲得可貴的啟示。要之，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系列本質特征，如家天下專制制度、家族型社會結構、以忠君孝親為核心的道德倫理觀念與行為準則等，無不通過其得到充分展示；這又是它已越來越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的原因。傳統(tǒng)姓名文化還是古代中國精神文明中最富有民族性特征的組成部分之一；坐實在全面把握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普遍性特點的基礎上，對其強烈的民族特色加以說明和分析，已成為我們今天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文化遺產的一條重要途徑。舉個已有人注意到的現象為例：在中國古代文獻和各種文藝作品中，人的姓名經常被突破其特指性、符號性或結構常態(tài)而加以靈活應用（參見郭文瑞《古代人名的活用》，載《文史知識》總143期），它如嘲氏、拆字、姓名酒令及詩謎、聯語等姓名游藝形式，也無不同漢字構成的基本形態(tài)相關。所有這些課題的開拓。對干發(fā)掘民族文化珍藏并使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顯異彩、重結奇葩，無疑是一項極有意義的工作。筆者對于傳統(tǒng)姓名文化的探索興趣，早前于10年以前。當時曾陸續(xù)寫過一些表字、別號、謚法、命名等題材的文字，刊于《書林》等刊物，此后又編過一本專門討論姓氏源流的小冊子。在此過程中，每有一得，便更加對傳統(tǒng)姓名文化之浩瀚深邃多一份感受與嘆喟；且益因學養(yǎng)淺薄，尚無能力將其整體面貌作還原性描述為憾事。所以，眼前這本奉獻給讀者的小書，其實際作用在于羅致各種相關知識，并按比較方便靈活的編排方式，加以串聯。倘有志于深究斯道者，因此而得初窺門徑：一般抱有興趣的朋友在瀏覽過后，將略有增廣見聞、陶冶情趣且聊貿談助的小小收益，在筆者則已引為莫大的安慰了。最后，對干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我提供重新學習的機會及在拙稿寫作過程給予的熱忱幫助。謹表示誠摯的感謝。完顏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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