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為影像時代的到來而歡呼賈樟柯2001年某一天，《北京晚報》刊登了一條新聞：在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辦公室抓獲了一名盜版DVD商人，此人寶藏來電影學院向師生推銷DVD，結果被頗有版權意識的學生揭發(fā)。文學系也因為向盜版商提供場地而受到牽連。民間的說法更為生動，據說告發(fā)盜版商的不是學生，而是同操此業(yè)的盜版同行。這聽起來像黑幫電影中的情節(jié)，尤其是發(fā)生在著名的北京電影學院更增加了其荒謬感。1999年中國剛開始流行DVD時，這名盜版商人從外省來到北京，每天背一個挎包到電影學院經營他的事業(yè)。半年后他買了一輛摩托車，得以在北京高校間奔跑；2000年換成了一輛二手吉普，到抓獲他時，人們發(fā)現他剛剛買了一輛嶄新的桑塔納轎車。這故事從經濟和法律的角度理解當然表明在中國存在著嚴重的知識產權問題，但從文化的角度看，更應理解為我們的國家存在著巨大的電影需求。雖然我們在最高產的時候曾經每年拍攝過250部左右官方電影，但來自其他文化的作品，那些感動和影響過人類的電影經典卻與我們長久隔離。在盜版DVD流行之前，很難想象一個普通市民能夠看到戈達爾的《筋疲力盡》，或者塔柯夫斯基的《鏡子》這樣的作品。甚至象《教父》、《出租汽車司機》這樣廣受歡迎的美國電影也難謀其面。人們對電影相當陌生，也無法分享100多年來人類通過電影積累起來的文化經驗。這種狀況直到1995年以后才逐漸開始改變，但誰也沒有想到能夠打破電影控制的是那些來自廣東、福建沿海的盜版DVD。這些沿海地區(qū)的漁民曾經用木船為中國人帶回來了索尼牌錄音機和港臺地區(qū)的流行音樂，15年后他們又用同樣的方法，從香港、臺灣偷偷帶回了電影。VCD流行之前，因為家用錄像機和VHS錄像帶的價格一直居高不下，因而在家庭中觀看電影并不普遍。但到了1995年，中國南方城市突然出現了十幾家VCD播放機的生產廠家，在他們彼此的競爭下，VCD產品迅速降價，從開始的3000多元人民幣下滑至800元左右。大部分城鎮(zhèn)居民開始有能力購買這樣的電子產品，一時間安裝“家庭影院”成了人們時髦的生活。一臺電視、一臺VCD機、一臺功放和兩個音箱就可以成為一個簡單的系統。即使是一部拍攝于1920年的影片，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都是新的。那些傳說中的電影，那些曾經只知道他們只言片語的導演，那些一直以來以劇照的形式出現在畫報上的演員一下子來到普通人的中間，由此引起的對電影的熱情是無法撲滅的。對遠離影像的中國人來說，這些電影還給了他們自由觀影的權利。電影的發(fā)現是近100多年來人類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人們通過影像傳達信息和情感，而影像的直觀性，使電影具有了超越文字的能力，即使是一名西西里島的文盲，他也能通過《偷自行車的人》了解得西卡的精神世界。因而，當不合理的電影政策被不合法的盜版行為攻破時，我們陷入了一種尷尬的悖論。但無論如何，這已經成為一個文化事實，影像來到了普通中國人生活中。人們正沉浸在權力回歸和電影所帶來的雙重喜悅之中。1999年，同樣廉價的國產DVD投放市場，人們開始更新設備，觀看音畫質量更好的DVD制品。似乎也是為了回應這種技術的升級，盜版商們開始提供比VCD時代更為精彩的電影。費里尼、安東尼奧尼、塔柯夫斯基、戈達爾、羅麥爾、黑澤明、侯孝賢，幾乎所有電影史最重要的作品都有了翻版?？梢院敛豢鋸埖恼f，街邊的那些影像小店，正在成為我們大眾的電影資料館。這些電影點燃了青年人的電影熱情，增加著我們的視覺經驗。如果你有時間在網上瀏覽那些電影論壇，你會發(fā)現很多年青的影迷已經相當專業(yè)，在他們的發(fā)言中到處都是真知灼見，到處都是真情實感。DVD，網絡，DV攝影機配合在一起，正在改變著傳統電結構?，F在，我自己也每天流連在這些DVD中。1993年，我考電影學院時和主考老師談了20分鐘戈達爾的作品，每一秒鐘都如坐針氈，因為其實那時候我一部他的電影都沒看過，所有關于他的知識都來自雜七雜八的報紙或雜志的介紹，那時候中國人是在“讀”電影，而不是“看”電影，這是我們的荒謬和尷尬。但這一切已經過去，因為影像來到了我們的時代。這是我們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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