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上、下冊）

　　《基督山伯爵》寫的是水手鄧蒂斯即基督山伯爵對迫害他的三個仇人——維爾福、鄧格拉斯和弗南，這三人后來分別是司法、金融、政界的頭面人物——復(fù)仇的故事。由于小說的情節(jié)曲折離奇，險象環(huán)生，出乎想象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此它扣人心弦，讓讀者難以釋卷，實在不足為怪。另外，三個各異其趣的復(fù)仇故事，寫的都是對作惡多端的大人物的勝利，是正義對邪惡的勝利，當(dāng)然能讓經(jīng)常受氣卻又經(jīng)常無奈的普通百姓頗覺舒暢解氣。這部小說除了能為讀者提供一個極好的獵奇機會，更能讓他們在白日夢的逍遙中獲得了某種復(fù)仇的快感。這樣的小說怎能不叫人喜歡呢？社會學(xué)色彩濃厚的評論家會說，這部小說通過寫鄧蒂斯悲慘經(jīng)歷揭露了法國當(dāng)時的司法界的黑暗，是一部進步小說。這當(dāng)然沒錯。更看重小說藝術(shù)本身的評論家會發(fā)現(xiàn)，小說的情節(jié)安排得曲折離奇、跌宕起伏同時又繁而不亂、環(huán)環(huán)相扣，充分顯示了大仲馬作為杰出小說家和劇作家的想象天才和結(jié)構(gòu)能力。從文章學(xué)角度看，這是一部營造得天衣無縫的巨匠之作。不過，更有眼力的評論家會指出這部小說有重大缺陷，是一部通俗小說，不能和雨果的《悲慘世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等相提并論。此說不無道理，因為《基督山伯爵》雖然洋洋逾百萬字，其實寫的只是一個人千方百計復(fù)仇的故事，其中沒有對整個人類及人性的深刻思考和剖析，更沒有博大的胸懷和崇高的人文理想（基督山伯爵的報恩行動頗具豪俠之氣，但還談不上崇高）。而最要命的是，小說的主體以一筆從天而降的巨大財富為依托，正如某些評論家所說，這反映對金錢的魔力的向往，小說在這一點上落入了俗套。從藝術(shù)形象的塑造來看，主人公得依靠其實并不可靠的外在力量（一大筆錢）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他的形象也就大打折扣了。試問，假如沒有那筆從天而降的錢，主人公怎么辦？作家本人又怎么辦？評論家們還可以舉出更多贊揚或貶低這部小說的理由。不過，這對一般讀者并不重要。他們就是喜歡這部書，就是忘不了鄧蒂斯越獄的情景。越獄故事雖然不是小說的主體，可是筆者固執(zhí)地認為它是全書最能予人以生活啟示的部分，因為它向我們昭示了一條亙古不變的真理：活著不能沒有希望，生活的斗爭不能沒有智慧。鄧蒂斯遭迫害而被打入死牢，幾乎是必死無疑的了，因此他一度有過輕生的念頭。有幸的是，他畢竟沒有放棄重獲自由的希望，因為他太愛陽光下的溫暖了，太愛鐵窗外藍天下的自由了。要是沒有這種希望，難以想象他能忍受由新郎變?yōu)樗狼舻耐蛔兊耐纯啵y以想象他能戰(zhàn)勝黑牢里十四年的孤獨。正是對生的希望使他挺住了，變得堅強了，正是這種希望給了他挖地道的力量和鍥而不舍的耐性。而地道又使他得以和法利亞長老相識，為他日后的出逃和復(fù)仇提供了可能性。為了不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鄧蒂斯把挖出來的泥塊弄成碎末，然后把它們?nèi)龀龃巴庾尯ｏL(fēng)吹進海里。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也是主人公智慧的表現(xiàn)。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在法利亞長老中風(fēng)而死之后，鄧蒂斯計上心來，鉆進了包裹長老尸體的麻袋，結(jié)果被獄卒扔進海里，從而得以死里逃生。這一“掉包計”是作家的神來之筆，是大家手筆。掉包計的成功，是主人公非凡智慧的偉大勝利，絕非刀槍之類可及。總之，是希望和智慧使鄧蒂斯得以重生，得以成為基督山伯爵，得以完成復(fù)仇計劃（順便提一句，他后來精心安排的復(fù)仇行動也體現(xiàn)了他高度的智慧）。在現(xiàn)實生活中，身陷鄧蒂斯似的死境的人當(dāng)然是不多的。但生活中令人絕望的事是時有發(fā)生的，需要希望和智慧支撐人生的情況是很多的。很遺憾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那么差，有些傻瓜甚至?xí)橐淮问倩蚵浒穸詺?。其實這些人的痛苦與鄧蒂斯的相比太微不足道了。這些人要是能讀一讀鄧蒂斯越獄的故事，或許會發(fā)現(xiàn)自己的愚昧可笑，或許會變得更堅強一些、更聰明一些，那么世界也許會因此而少幾樁可笑的慘劇。

　　亞歷山大·仲馬（1802—1870），父親托馬·亞歷山大是法國的大將軍，立過赫赫戰(zhàn)功，后失寵于拿破侖，被迫退役，死于1806年。父親死后，他一家人的生活趨于艱難，十五歲那年，他被送進一家公證人事務(wù)所當(dāng)辦事員。在那段時間里，他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并在朋友的影響下，萌發(fā)了當(dāng)作家的念頭。1823年，他來到巴黎，次年7月有了個兒子，并取了個和他一樣的名字，叫亞歷山大·仲馬。為了以示區(qū)別，后人稱父親為大仲馬，稱兒子為小仲馬。小仲馬的長篇小說《茶花女》是不朽之作，他在文壇上和父親齊名。大仲馬最初的作品沒有什么影響，直至1829年他的劇本《亨利三世和他的宮廷》在巴黎上演，才獲得了巨大成功，開始在文壇上走紅。他寫作勤奮，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生寫了五十五個正劇、三個悲劇、二十三個喜劇、四個通俗劇和三個喜歌劇。盡管他的劇作很多，但是，他在文壇上的知名度還不高?！度齻€火槍手》在1844年問世后，才奠定了他作為歷史小說家的地位，從此聞名于世界文壇。他的小說數(shù)量十分驚人，多達五百卷，出名的還有《基督山伯爵》、《瑪戈王后》、《紅屋騎士》、《蒙梭羅夫人》等等。其中有不少作品，是他和歷史教師奧古斯特·馬蓋等人合作寫成的。大仲馬一度熱衷政治，致力于議會競選，但是最后失敗了。接著，他創(chuàng)辦過《月報》、《火槍手》晚報，但好景不長，都因經(jīng)濟桔據(jù)而先后停辦。1860年，大仲馬被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領(lǐng)袖加里波第任命為文物總監(jiān)。他不領(lǐng)會當(dāng)權(quán)者的意思，提出了許多政治主張，結(jié)果，自然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于1863年懷著無比懊喪的心情回國。大仲馬為人豪爽大方，生活奢侈放蕩，曾花巨款建了豪宅“基督山城堡”。他慷慨好客，揮金如土，所以，雖收入豐厚，最終卻入不敷出，后來這座豪宅不得不以低價拍賣，用以抵債。1870年12月5日，一代文豪大仲馬在諾曼底省一幢海濱別墅——他兒子的家里，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