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姨是巴爾扎克筆下相當特殊的一個形象。小說以其命名,可見作家對她的重視。她為某種情欲所左右,但色調構成卻十分復雜。集“丑”與“惡”于一身,是這個人物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作家為她勾畫了一幅令人生厭、令人生畏的漫畫像,又賦予她同樣令人生厭、令人生畏的嫉妒心。這種仿佛與生俱來的怪癖心理,侵擾著她自己的靈魂,也破壞著別人的幸福;在與瓦萊麗的淫蕩結合后,更形成為一種巨大的,甚至能“毀滅整個城市”的邪惡力量。 但是,貝姨的形象又遠非“惡”的化身。作家把《貝姨》和《邦斯舅舅》同列于《窮親戚》的總題之下,而“窮親戚”卻是貧富分化的社會中的受害者,巴爾扎克對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袄弦魳芳遥ㄖ赴钏咕司艘灰还P者注)是窮親戚,心地善良,受到不公正的重壓;貝姨是窮親戚,生活在三四個家庭之間,受到不公正的重壓;一心要為她的痛苦復仇?!雹儆稍馐堋安还闹貕骸倍刀手模杉刀识粨袷侄蔚貓髲?,這就是貫穿貝姨這一形象的線索。人們難以用行為的卑劣可鄙去否定其動機的合情合理,也難以用動機的情有可原來肯定其行為的刁鉆狠毒。形象的底色就是駁雜微妙的。 不僅如此。在作家筆下,貝姨還是一個處于“野蠻人”和“文明人”,或者說是“鄉(xiāng)下人”和“巴黎人”交叉點上的人物。作為“野蠻人”或“鄉(xiāng)下人”,她貧困、勤勞、憎恨人間的不平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頑強的意志,同時,她又丑陋、自私、隘、愚鈍、兇狠、殘忍。來到巴黎,在受到“京城的影響”,“知道了法律、認識了社會”之后,她開始用理智抑制情欲,以“文明”駕馭“愚昧”,形成了更為繁復的色彩。一方面,貝姨對不平等的感受更加強烈了,因而復仇意識也更加強化,嫉妒激憤之中,似乎已包含著某種反叛的因素。另一方面,巴黎又以它的“文明”腐蝕著“這個鄉(xiāng)下人的本性”,使她變得工于心計,藏巧于拙,于不動聲色中把阿黛莉娜一家攪得雞犬不寧,分崩離析。經過“文明”修飾的“野蠻”,顯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 如果我們不執(zhí)拗于簡單化地界定人物的正反面或規(guī)范其階級屬性的話,那么,我們就不難通過貝姨的形象看到作家對社會墮落的深刻揭露。社會的不公正在制造著憤懣、叛逆,也在制造著畸形、變態(tài);社會的腐敗既侵蝕著于洛式的貴族,也侵蝕著貝姨一類的窮人。在對立的兩極背后,同樣可以透視到社會的深重罪惡。貝姨在千方百計戕害對手的同時,也使自己陷進了骯臟的泥潭,毒化了自我的靈魂,直至毀滅了自己的生命。巴黎時期的貝姨,嫉妒之火中已包含著對金錢、權勢、虛榮的渴望。她是社會不公正的受害者,又以并不公正的手段來對付社會。貝姨這一典型,屬于巴爾扎克風格,也顯示著巴爾扎克創(chuàng)作的深化。這是一個“偏執(zhí)狂”式的人物,又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復合體:城市與鄉(xiāng)村、文明與野蠻、反叛與沉淪,巧妙地交織于一體,融進了豐富的生活內涵和社會意識。 象巴爾扎克的許多創(chuàng)作一樣,這也是一部近距離反映現(xiàn)實的作品。作家動筆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在《憲政報》上連載,一八四六與一八四七年之交修訂編輯成書。一八四八年收入《人間喜劇》初版第十七卷。而作品主要情節(jié)的起止年代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至一八四六年二月。因此,可以說作家新寫的是剛剛過去的,甚至是尚未完全過去的生活。這段時期,屬七月王朝后半期,是社會弊端日益顯露的時期。馬克思曾作過這樣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宮廷,下至低級的咖啡館,到處都是一樣賣淫,一樣無恥欺詐,一樣貪圖不靠生產而靠巧騙他人財產來發(fā)財致富。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無節(jié)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資產階級法律相抵觸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在這種形式下,投機得來的財富自然要尋求滿足,于是享樂變成淫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就匯為一流了?!雹?馬克思從腐敗的現(xiàn)實中探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根由。巴爾扎克對革命不感興趣,甚至頗有抵觸,但他卻以史家的真誠和藝術家的敏感,勾勒出這幅荒唐絕倫的圖畫,仿佛也預示了現(xiàn)存秩序的難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