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論

　　埃米爾·迪爾凱姆的社會學著作。1897年在巴黎出版。作者在書中批判了以個體心理學解釋自殺現(xiàn)象的傳統(tǒng)理論，建立了用社會事實的因果關系分析自殺的理論，闡述了社會與個人的關系，認為當個體同社會團體或整個社會之間的聯(lián)系發(fā)生障礙或產(chǎn)生離異時，便會發(fā)生自殺現(xiàn)象。自殺有利己型自殺、利他型自殺、失范型自殺和宿命型自殺 4種類型 。迪爾凱姆在書中運用了社會統(tǒng)計的方法，特別是以統(tǒng)計交互表格的形式 ，展現(xiàn)了大量的經(jīng)驗資料 ，用以說明自殺現(xiàn)象受到民族、自然環(huán)境、性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社會的穩(wěn)定和繁榮程度等社會事實的影響 ，從而建立了社會事 實的因果關系。這一大膽嘗試，結束了西方社會學中理論研究和經(jīng)驗研究長期脫節(jié)的狀況。該書成為社會學經(jīng)驗研究的經(jīng)典著作。迪爾凱姆對自殺類別的區(qū)分及解釋，還為西方社會學的異常行為研究奠定了基礎。

　　杜爾凱姆于1858年4月15日晚生于法國洛林pinal。他來自一個歷史悠久的虔誠的法國猶太教徒家系；他的父親和祖父都已是拉比。涂爾干自己卻過著完全世俗的生活。他的大量工作實際上為論證宗教現(xiàn)象發(fā)源于社會的而非神的因素做出了貢獻。他的猶太背景從反面形塑了他的社會學。他的許多學生和合作者都同為猶太人，并且經(jīng)常是血親。作為一名早熟的學生，杜爾凱姆于1879年進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他進入的班級是19世紀最富才華的班級之一，他的許多同班同學如Jean Jaurès和Henri Bergson將要成為法國知識界的主要人物。在巴黎高師，杜爾凱姆師從一位具有社會科學眼光的古典學者，F(xiàn)ustel de Coulanges。與此同時，他讀到了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因此杜爾凱姆在他早期生涯中即對針對社會的科學研究進路產(chǎn)生了興趣。這意味著與法國學院體系（French academic system）的眾多沖突中的第一個，后者當時沒有社會科學課程。杜爾凱姆發(fā)現(xiàn)人文學科了無趣味，當他1882年學習哲學時，他在其畢業(yè)班里得了倒數(shù)第二名。杜爾凱姆對社會現(xiàn)象的興趣同樣受到政治的刺激。法國在普法戰(zhàn)爭中的失敗開啟了對世俗共和統(tǒng)治的反動，許多人認為天主教的強健的國家主義進路是使法蘭西在大陸上正在褪色的權力重煥光彩的唯一途徑。杜爾凱姆作為一個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因此成為政治上的少數(shù)派，一個從政治上刺激他的狀況。1894年的德萊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只是加強了他的激進主義者姿態(tài)。一位具有杜爾凱姆觀點的人是不可能接受一項在巴黎的主流學術任命的，因此在德國學習一年社會學后，他于1887年來到波爾多，這是法國頭一個教師培訓中心。在此他教授教育學和社會科學（一個在法國的新職位）。自此職位，杜爾凱姆革新了法國學校系統(tǒng)（French school system），并向其課程中引入了社會科學研究。然而，他的引起爭議的信念即宗教與道德可以完全由社會的相互作用來解釋卻帶給他許多批評者。18世紀90年代對杜爾凱姆來說是一個有非凡創(chuàng)造性作品的時期。1893年，他出版了《社會分工論》（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他對人類社會本性與社會進化（evolution of society|its development）的基本陳述。1895年，他出版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一個陳述了什么樣的社會形成以及它應當如何形成的宣言（manifesto），并于波爾多大學（University of Bordeaux）創(chuàng)建了歐洲的第一個社會學系。1896年他創(chuàng)辦了刊物《L'Année Sociologique》，以出版與宣揚到那時數(shù)量大增的學生與合作者們（這也被用于指稱發(fā)展了他的社會學program的學生群體）的作品。最終，于1897年，他出版了《自殺論》（Suicide）：一個為社會學專論（sociological monograph）應為何種樣貌提供范例的個案研究。1902年當杜爾凱姆成為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教育學教授（professorship|chair），他終于達到他在巴黎獲得顯赫地位的目的。因為法國的大學（French universities）是為中學（secondary school）培養(yǎng)教師的技術上的機構，這一地位給了杜爾凱姆可觀的影響：他的講授對全體學生而言是強制性的唯一講授。不管一些人怎么想，德萊弗斯事件的結果是作為一項政治任命，到1912年當他被永久性委任為教授一職并將此職重命名為教育學與社會學，杜爾凱姆加強了他的機構中的權力。在同年他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主要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杜爾凱姆的生活產(chǎn)生了悲劇性影響。杜爾凱姆的左派觀點總是傾向于愛國而非國際主義。他看到一個長期的理性的法國生活形式。但戰(zhàn)爭的來臨以及隨之而來不可避免的國家主義者傳道總會（propaganda）使維持此存在細微差別的立場變得十分困難。當杜爾凱姆積極工作以在戰(zhàn)爭中支持其國家時，他不愿屈服于簡單化的國家主義狂熱（加上他的猶太背景）使他成為正處優(yōu)勢的法國右派（French right）自然而然的靶子。甚至更為嚴重的是，杜爾凱姆曾經(jīng)培養(yǎng)的一代學生如今已準備到軍隊供職，其中許多人在法國燈枯油盡之際死于戰(zhàn)壕中。最終，杜爾凱姆自己的兒子死于這場戰(zhàn)爭；一個杜爾凱姆再未從其中恢復過來的精神打擊。情緒頹敗與過度勞作，杜爾凱姆于1917年在巴黎被一場中風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