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三十萬言書：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

　　片斷：給黨中央的信我現(xiàn)在送上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的過程當中，我作了反復的考慮和體會。我反復地考慮了對于文藝領域上的實踐情況要怎樣說明才能夠貫注我對于四中全會決議的精神的一些體會。當我逐漸明確地感到了我的體會同時也是對應著我身上的自由主義因素，這才真正打痛了我自己，也終于解放了我自己。在我走過來的路上，由于一些理論認識和對于革命斗爭發(fā)展的感受，我理解到黨所達到的高度集體主義，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黨和反黨的毒害從內(nèi)部瓦解的艱險的難關，這才通過血泊爭取到了勝利的。通過對于四中決議精神的體會，這才比以前數(shù)倍強烈地實感到了因為是通過這樣的斗爭所以才能夠取得了的勝利，我所分受到的一分勝利的光輝就對我顯得更加親愛，同時也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內(nèi)愧。如果不是把黨的要求和歷史要求看作同一的內(nèi)容，如果不是對于集體主義的信賴，那我就無法得到在這二十多年的路上走了過來，堅持了過來的基礎。如果當我一度被排出了革命陣營以后不是抗戰(zhàn)一開始就找到了黨的領導，得到一些同志、特別是周總理的帶領和關注，帶著我通過一個一個的包圍圈斗爭了過來，逐漸提高了我對于集體主義的認識和信賴，那我就很難在那樣復雜詭詐的環(huán)境當中爭取到一些工作條件，在黨所領導的總的要求下面做了一些微小的斗爭的。正是因為這，當正視到由于我身上的自由主義因素所造成的失敗和失責，無論是對于黨或是對于年青的一代，我所感到的負債的痛苦是無法表達的。本書前言胡風究竟是怎樣“反馬克思主義”的呢？這里按照筆者個人印象的次序，先談談他當年特別引人注目的幾個論點。一、上世紀40年代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nèi)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這個論點是有來歷的，也是完全正確的，胡風原則上是擁護的。問題是：什么是新文學的民族形式呢？圍繞這個問題，當時解放區(qū)和國統(tǒng)區(qū)的文化名人們紛紛參加討論。有人著文宣稱，以唱本、彈詞、章回小說為主的中國傳統(tǒng)民間形式，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民族形式，而“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形式則應徹底加以批判和取消。不少人雖然在次要方面提出商榷，基本上是附和這個觀點的。胡風最后寫了一本專著《論民族形式問題》（1940），從世界文學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出發(fā)，斷然否定以傳統(tǒng)民間形式作為新文學的民族形式，熱情地推崇“五四”新文學形式，也就是魯迅小說、散文所采用的文學形式，正是我們需要繼承和發(fā)展的民族形式，雖然他并不反對在必要的情況下，將民間形式加以改造，以應一時之需。然而，民間形式論者抹殺宣傳需要和文學建設的界限，寧愿犧牲后者而保存和推廣前者，便判定胡風“主張歐化”、“民族虛無主義”、“輕視人民群眾”等等。還有人自己拿不出完整的見解，卻對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胡風輕薄地嘲笑了，認為他“不自量力”，“不尊重解放區(qū)作家”云云。二、魯迅早年就以改造國民性為新文學的重任，以“表其不幸，怒其不爭”表達自己博大的胸懷，并以《阿Q正傳》、《藥》（特別是華老栓拿烈士的鮮血蘸饅頭，來為兒子治病一節(jié)）等杰作使廣大讀者為之震顫。胡風繼承了這個悲壯的職責，向作家提出表現(xiàn)“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的課題。他更指出，這不能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反之是作者和人物一起進行自我解剖的痛苦過程；還令人信服地舉例：阿Q畫圓畫成瓜子模樣而不禁羞愧，正是作者作為阿Q同樣跪在地上的感覺。從此，表現(xiàn)“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在一些嚴肅作家中間通過深沉的思考和感受，引發(fā)了對千年來遠未消失的封建壓迫的警覺和仇恨。然而，某些評論家們卻認為，揭露“創(chuàng)傷”是對“通體光明”的人民的污蔑，是為反人民的階級敵人張目。在他們看來，作家筆下只能出現(xiàn)完美無缺的人民代表，即后來“四人幫”所發(fā)明的“高、大、全”的英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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