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斷：最后，還要看一看我國研究外國文學的情況：成績很大，這為主；但也還有不少不足之處，這是其次者。即使我們現(xiàn)在暫且不談2000年前對印度文學的介紹，我們近代介紹外國文學的歷史已將近100年了。在這期間，我國的先進的學者把大量的外國文學介紹到中國來。最初當然是篳路藍縷，慘淡經營。一個不懂外文的林琴南竟然同別人合作譯出了大量歐美文學作品，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到了魯迅時代，他以驚人的毅力畢生鍥而不舍地介紹外國文學，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可能是在他的影響下，20年代30年代出現(xiàn)過光輝燦爛的局面。解放后，我們介紹外國文學的成績更是遠邁前修。質量與數(shù)量都決非解放前能夠比肩的。看不到這一點是不對的。但僅僅看到這一點，也無助于進步。倘若把過去的將近100年的歷史做一個回顧與總結，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的介紹，無論從國別方面，還是從一個國家的作家作品方面，都有不平衡之處，片面之處。我們從來很少制訂什么介紹計劃，即使有了計劃也由于某一些原因未能完全實現(xiàn)，有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的。把上面說到的幾點歸納起來，我們就會覺得，我們再在錦上添一點花，好像還是很有必要的。我們怎樣來在錦上添花呢？我們覺得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補直罅隙過去的翻譯和介紹，既然還有點不夠全面，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些不全面或者缺陷彌補起來。這種例子多得很，簡直是不勝枚舉。我只舉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國家——印度。有一次我碰到一個年輕的印度文學愛好者。在談話中，他認為一部印度文學史就是這樣的：古代有兩部大史詩（連這兩史詩也只是聽到名字），中間有一個迦梨陀娑，他的名著是《沙恭達羅》，近代有一個泰戈爾和一個普列姆昌德，如此而已。我聽了簡直大吃一驚，啼笑皆非：難道印度文學就是這個樣子嗎？繼而一想，造成這種情況的不就是我們自己嗎？我們從事印度文學研究的人，沒有全面地介紹印度文學。就連那兩部蜚聲世界的兩部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過去也沒有認真介紹過。造成這種惡果的就是我們自己。其他國家情況也差不多。連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也都有類似的情況。這種情況，過去沒有注意到。今天既然知道了，當然要加以改正。一般說起來，我們對歐洲中世紀一直到古典主義這一段的文學介紹得比較少，其他國家的中世紀或與中世紀相當?shù)奈膶W也介紹得很不夠。一提到中世紀就想到黑暗時代?，F(xiàn)在已經有人發(fā)現(xiàn)，那個時代也并非完全黑暗。當然我們也決不能說，那個時期的文學特別繁榮，特別優(yōu)異，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那個時期的為數(shù)不多的文學作品有其特點，我們也應當適當?shù)丶右越榻B。至于一些小國家，一些大國家的小的語種，往往為我們所忽略。一些國家的古代文學，比如伊朗和埃及，介紹得幾乎等于零。過去我們介紹外國文學，往往有一陣風的情況，說是泰戈爾，那就大家都瞅著泰戈爾。說是巴爾扎克、高爾基，那就大家都瞅著巴爾扎克、高爾基，一涌而起。不是說這些偉大作家不應該介紹，而是說要有計劃地全面地使用力量。我們過去沒能做到這一步，現(xiàn)在都要加以彌補。后記：后記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變化總是難免的。連壽命比較短的人都無不如此，何況像我這樣壽登耄重的老人！我們舞筆弄墨的所謂“文人”，這種變化必然表現(xiàn)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話，怎樣來處理這樣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這里就有兩種辦法。在過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蓋自己幼年掛屁股簾的形象，盡量刪削年輕時的文章，使自己成為一個一生一貫正確，思想感情總是前后一致的人。我個人不贊成這種做法，認為這有點作偽的嫌疑。我主張，一個人一生是什么樣子，年輕時怎樣，中年怎樣，老年又怎樣，都應該如實地表達出來。在某一階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頗，甚至錯誤，決不應加以掩飾，而應該堂堂正正地承認。這樣的文章決不應任意刪削或者干脆抽掉，而應該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雜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現(xiàn)象，是頗能找出一些來的。比如對中國社會某一個階段的歌頌，對某一個人的崇拜與歌頌，在寫作的當時，我是真誠的；后來感到一點失望，我也是真誠的。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刪改，統(tǒng)統(tǒng)保留下來。不管現(xiàn)在看起來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謬，我都不加掩飾，目的仍然是存真。像我這樣性格的一個人，我是頗有點自知之明的。我離開一個社會活動家，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我本來希望像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那樣，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不求聞達，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又決不是不關心國家大事，決不是不愛國，那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然而陰差陽錯，我成了現(xiàn)在這樣一個人。應景文章不能不寫，寫序也推脫不掉，“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會也不得不開。事與愿違，塵根難斷，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張，只有俟諸來生了。這與我寫一些文章有關。因寫“后記”，觸發(fā)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這樣一條尾巴。1995年3月18日本書前言《東方研究》（歷史專號）前言《東方研究》曾出過一期東方文學，現(xiàn)在再出版一期歷史。同文學一樣，我們對東方國家的歷史的研究工作，雖然已經進行了很長的時間，但是只如蜻蜓點水，認真嚴肅開展工作，現(xiàn)在才只能說是開始。文學的那一只報春的燕子已經飛出去了，現(xiàn)在我們再放出一只歷史的春燕?？偲饋砜?，我們國家研究東方各國歷史的基礎是相當薄弱的。我們北京大學東語系也不能例外。我們學習的任務還是非常艱巨的。這一點我們自己非常清楚。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國家研究東方史又有很多有利的條件：我國幾千年來保留下來了大量的史籍，其中有很多有關東方國家的記載，這些記載一般都是翔實可靠的。對許多國家來說，這些記載都是非常寶貴的。世界各國研究東方史的學者都可以利用這些資料。但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我們國家研究東方史的學者利用起來會更容易，更方便，因而也就更有責任，把這些史料整理好、利用好，寫出價值比較高的著作。這是全世界東方史學家對我們的希望，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東語系從事歷史研究工作的同志們愿與大家共勉之。常言道：“一燕知春”。我們東語系力量很薄弱，只能算是“一燕”。但是我們卻不滿足于一燕。我們希望的是，在東方史研究的園地里飛燕滿天。198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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