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老親身參加過1927年的大革命,長期從事抗日戰(zhàn)爭的文化宣傳工作,為民族解放而歌。解放戰(zhàn)爭時期,面對黑暗,以筆作槍,大寫政治諷刺詩。他緊跟時代步伐,面向社會現(xiàn)實,關注國家命運,把重大歷史事件和普通勞動人民引入詩中。他的早期詩作,側重抒寫舊中國的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的苦難與不幸、勤勞與堅忍、掙扎與抗爭,著力揭露、抨擊日本侵略者和反動統(tǒng)治者的兇惡殘暴與腐敗黑暗,表達了詩人對苦難人民的深厚同情、對反動勢力的刻骨仇恨以及對光明前途的熱烈渴望。解放后,詩人將憂國憂民的一腔激情,化為愛國愛民的熱情詩篇,歌頌祖國,歌唱人民,歌唱黨,贊美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yè)。他的詩,既有飽含血淚的低吟,又有滿懷豪情的高歌,通過詩人的獨特感受,反映了由北伐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直到社會主義時期的時代精神,從社會心靈的側面,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飽受苦難、奮起反抗、終獲解放的歷史進程,閃耀著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思想光芒,如詩集《烙印》、《罪惡的黑手》、《泥土的歌》、《歡呼集》等。因此,有詩論家稱臧老的詩是“一部現(xiàn)代中國社會生活的編年詩史”(汪錫銓),是“一部20世紀的中國歷史”(王昌定),堪稱確論。在古今中外文化不斷撞擊的80余年新詩史中,臧老不為西化之風所動搖,也不為復古之潮所干擾,既借鑒外國詩歌的有益經驗,又著力發(fā)揚中國古典詩歌和民歌民謠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還吸收“五四”以來中國新詩的藝術營養(yǎng),廣收博采,融會貫通,創(chuàng)造出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民族化新詩。恰如陳良運所說:“他的詩中國味特別足……是確確實實地徹里徹外地中國化了、民族化了的中國新詩?!侵袊略娒褡寤钔怀龅牡浞叮蛘哒f是最早樹立的典范?!标袄系脑?,意象鮮活豐富,手法多姿多彩,技巧嫻熟精美,語言新奇精煉,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樸素、謹嚴、凝練、含蓄。他為我國革命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健康發(fā)展和中國詩歌的民族化、大眾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臧老既是獨具風格的詩人,又是卓有建樹的詩論家。幾十年來,他不僅在創(chuàng)作上,而且也在理論上,孜孜不倦地探索我國新詩的發(fā)展道路。他創(chuàng)作經驗豐富,深諳詩中三昧;他學識淵博,見解獨到。他的詩學理論,既有別于一般學者,又不同于普通專家,不是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而是由具體到抽象、由實踐到理論,是感性認識的理性升華,是創(chuàng)作經驗的科學總結。其詩論具有獨立的美學體系和特殊的理論架構,概略說來,主要就是:入于生活、出于生活的詩源論,博大雄健現(xiàn)實美的本體論,含蓄凝練藝術美的創(chuàng)作論,人品詩品相統(tǒng)一的詩人論,詩益人生、有補于世的詩用論,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鑒賞論,廣收博采、繼承創(chuàng)新的因革論,標舉真善美三原則的作品論,都具有不同凡俗的進步品格。臧老最早發(fā)表的處女作,既不是詩歌,也不是詩論,而是散文。1939年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亂莠集》。此后,散文與詩歌創(chuàng)作同步進行。他一手寫詩,一手為文。臧老自言:“詩與散文平分秋色”。有人說他“散文與詩一樣美”(封敏)。也有人說他“文勝于詩”(郭冬)。其實,他的詩歌與散文前后各有擅場。如果說,臧老的詩歌高峰屹立于解放前,詩名掩了文名;那么,臧老的散文高峰則突起于解放后,文質勝過詩質。愈到老年,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數量愈多,質量愈精,影響愈大。而且,他的散文帶有詩人不同尋常的個性風采,因為他的“氣質、情愫、志趣”,“都是屬于詩的”,所以他的散文別具一種詩的特質、詩的情趣;情韻美、詩境美、蘊藉美、精煉美、文采美。許多散文精品如《爐火》、《鏡泊湖》、《書的故事》等等,更是至情至性,達到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讓人悄焉動容。臧老的古典詩文鑒賞和毛澤東詩詞研究,也取得了驕人成就。由于古今詩人心有靈犀,曠世相通,加以臧老創(chuàng)作甘苦備嘗,對于古人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藝術感覺容易心領神會,因而他的古典詩文鑒賞多有詩人的靈氣,而無學究的腐氣,能夠揭示出一般學者難以體悟的藝術真諦,闡幽發(fā)微,多有心得,引導讀者進入至真至善至美的藝術妙境。同樣道理,他的毛澤東詩詞研究,也是發(fā)人所未發(fā),道人所未道,不僅開了毛澤東詩詞研究的先河,而且成了毛澤東詩詞研究的權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