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生

　　知識分子而又在前面冠以“公共”二字，如今越來越多地被用來指稱那些頻繁在大眾媒體上亮相的學者。胡守鈞教授以嘉賓身份作客各類媒體不下幾十次，算不算“公共知識分子”，不得而知。但他一直以來對于現(xiàn)實問題近乎敏感的急切關注，以及充滿思想鋒芒的深刻分析，讓人更愿意把他歸入“公共知識分子”之列。這可以從他的新著《走向共生》中窺見一斑。 首先，特立獨行，別具只眼，多角度思考社會“大問題”。作為社會學家，胡守鈞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及其特點，自然會給予更多關注，比如權力經(jīng)濟問題、社會民主問題等。尤其是從計劃經(jīng)濟轉向市場經(jīng)濟帶來的社會轉型問題，更是他思考的重點。所不同的是，他通過對當代中國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文化的系統(tǒng)模型分析，提出了三個基本的相互關聯(lián)的問題，即：文革期間的中國社會形態(tài)如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形態(tài)如何變化；中國社會未來發(fā)展趨勢如何。基于這一點，在本書中，胡守鈞提出了“計劃社會”的概念，認為它是指經(jīng)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由國家控制并納入嚴格的計劃軌道運作的社會形態(tài)。在分析了計劃社會的種種弊端后，他強調(diào)“必須以市場經(jīng)濟取代計劃經(jīng)濟，借助市場優(yōu)化資源，提高效益”。在對諸多社會“大問題”的多維思考中，作者提出了“社會共生論”的構想，認為：個人與個人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有不同的利益，當然有沖突和競爭，但沖突和競爭并不是要消滅對方，而是以共生為前提。這應該說是別具創(chuàng)意的一家之言，胡守鈞以“走向共生”為書名，可見其在作者心目中的學術分量和學術價值。 其次，高揚科學精神，注重啟迪大眾智慧。胡守鈞早年學的是自然科學，因此，即便后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仍然保持了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的深刻烙印。比如在本書的不少論文中，為了說明某個觀點，他時不時地信手用數(shù)理公式或模型來闡釋。這也形成了本書的一大特色。更為重要的是，胡守鈞的自然科學知識背景，給本書注入了科學精神的靈魂。在書中，作者對一些具體的相關科學問題展開了論述。如：《弘揚科學精神》、《〈周易〉算卦在大學校園》、《以科學精神對待歷史文化遺產(chǎn)》和《科學的人文文化效應》等。他懷著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拳拳之心指出：“科學是人類文明大廈的頂梁柱”，“為了更有效地駕馭科學、利用科學，必須大力提倡科學精神”。對于什么是科學精神，胡守鈞饒有興味地作了多側面的解析，比如：相信世界在本質(zhì)上是有秩序的，相信世界的本質(zhì)是可認識的；科學具有經(jīng)驗實證傳統(tǒng)，具有邏輯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科學的認識是試錯法，提倡寬容，允許多種理論并存，等等。 第三，文風辛辣，直指人心。胡守鈞在論述問題的過程中，往往會嵌入許多思想者所具有的機趣和鋒芒，一改冗長論文的沉悶乏味，使得閱讀過程本身變成了一次思想的旅程。這得益于他在學理之外，對于雜文寫作的愛好。體現(xiàn)于文字表達，便是尖銳、直指人心的語言風格，有的甚至堪稱格言，如“因神秘而疑問，因疑問而探究，就可能邁進科學的理性世界”等。許多重要觀點，可以說是胡守鈞在思想和行動投入后形成的深刻反思，是長期思考積淀、過濾的結果。如果對他年輕時，也就是在文革期間反對張春橋的不凡經(jīng)歷有所了解，就更容易理解他的沉痛反思所由何來、所自何出。此外，胡守鈞還喜歡在行文中運用短語、詰問、排比，即使是簡略、論綱式的點評，同樣具有內(nèi)在的邏輯震撼力。因為，以設問的方式展開分析，本身就具有引人入勝的魅力。這樣做，可以消解理論文章固有的艱澀和枯燥。如何增強理論文章的吸引力和說服力，除了要有現(xiàn)實針對性，精彩的文字表達、嚴密的邏輯結構和深刻的思想張力，看來不可或缺。它往往能夠在思想的激蕩中點亮思想，啟迪人們的心智。

　　胡守鈞（1944年-），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及科學哲學教授。湖北武漢人。1968年畢業(yè)于上海復旦大學。文革中深受四人幫迫害，文革結束后獲昭雪平反，回復旦大學。先執(zhí)教哲學系，目前執(zhí)教社會學系?，F(xiàn)任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上海市政府商業(yè)決策咨詢專家等。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發(fā)展，取得顯著成績。論著中提出一些新概念如計劃社會、計劃人、權力經(jīng)濟、社會共生論、無主體所有制、灰色收入等，用來研究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問題，受到社會重視。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主要著作有《走出輪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