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遺書

　　本書為上海書店出版社據(jù)解放前版本影印。全書共十冊，包括了當時所能找到的王國維的全部學術著作。幾十年來，盡管新的材料時有發(fā)現(xiàn)，而對此書僅能起補遺作用，王國維一生學術精華全部已收錄在本書內(nèi)。對于文獻、考古、邊疆史地研究的專業(yè)工作者來說，本書是無法繞過的學術高峰；對于從事近代以來學術史研究的史學工作者來說，本書是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萬梅花里一胡床——悲劇文學家王國維簡論/徐晉如1927年6月2日時值端午節(jié)的前兩天，天氣悶得很，看樣子將要有一場大雨。一個矮瘦的男子，身著長衫，頭戴瓜皮帽，腦后還不合時宜地拖著一條長辮子，他徘徊走動在頤和園的魚藻軒前，嘴里叼了一根紙煙，煙頭的火光不住明滅。忽然他好象下定了某種決心，倏然躍向昆明湖中。一陣水響以后，湖面歸復了平靜，待到園丁聞聲趕來，這個人已經(jīng)永遠停止了呼吸。這位在端午前二日，效屈大夫懷沙之舉的人，就是當時已馳名中外的大學者王國維先生。王國維時受聘于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任導師。清華師生聞訊，同聲震悼。校長曹云祥先生趕來，說王先生之所以自沉，“蓋先生與清室關系甚深云”。王國維在其口袋中有留給其子王貞明的遺書，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后，當草草棺殮，即行稿葬于清華園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于城內(nèi)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中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chǎn)分文遺汝等，然茍能謹慎勤儉，亦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眴栴}出在遺書中“世變”二字。后人頗多猜測。早在1923年，王國維就因為是“海內(nèi)碩學”，經(jīng)人推薦，被清遜帝溥儀封為南書房行走，一個五品銜的官兒。王自沉時，溥儀下詔，給了他一個“忠”的謚號，這就使許多人相信，王國維是為殉清而死的。但是殉清不在辛亥之年，又不在馮玉祥手下把溥儀趕出宮之時，這是什么緣故呢？又有人認為“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說是羅振玉在經(jīng)濟上的逼迫弄得他只好跳湖，但這畢竟是局外人的猜測，王國維死時，羅振玉親赴清華參與治喪。最為知識分子所接受的說法，當然是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說的：“凡一種文化，值其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绷硗猓纸鍙耐鯂S的生平思想出發(fā)，認為王國維是為了哲學上的解脫而采取了自殺手段，這一說法也為許多知識分子所認同。據(jù)社科院張遵騮先生云，王國維之自沉，直接原因的確是在羅振玉的身上。倒不是羅對王國維有什么經(jīng)濟上的逼迫，當時的情形是，溥儀托王國維賣掉一些文物，但這批文物卻被羅振玉暗中私吞了，王國維感到對不起溥儀，只好就自殺了。（這是張先生的令外孫親對筆者說的。張先生與陳寅恪交往很深，此說應有所本。）陳寅恪是知道此事的，所以他在《挽王靜安先生》一詩中說：“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又說：“贏得大清干凈水，年年嗚咽說靈均。”在后來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他只是借題發(fā)揮，以表現(xiàn)他對于文化的態(tài)度而已。一個人自殺的原因，常常不是形而上的，但他之所以終于走到自殺這一途，平時的思想關系很大。王國維在他短短的一生當中，做出了驚人的成績。35歲以后，他專治經(jīng)史、古文字學、考古學，成就卓絕。對于甲骨文和殷周史的研究，開辟了這些學術的新紀元，也為中國的學術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但是王國維早年卻以其文學上的才華為世人關注。他是近代著名的詞人兼詞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引進西方美學的美學家。所著《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已成為近代文論的經(jīng)典之作。從他早期的美學論文及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確可以見出他深受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影響，這種影響左右了他一生的行為。王國維是在1898年他22歲時接觸到叔本華、尼采哲學的。這年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維新變法還在1896年的時候，梁啟超、汪康年、黃遵憲等人就在上海創(chuàng)辦《時務報》，做為變法的啟蒙。王國維因同鄉(xiāng)許同藺的關系，進入《時務報》任書記，這是他一生事業(yè)的開端。此前因“家貧不能以貲供游學”，他只能呆在海寧老家，而無法接觸到他所向往的新學。王國維在《時務報》時薪金微薄，工作繁忙，但他仍入了東文學社學習日文、西歐文字。東文學社是清末任學部參事的羅振玉所辦，目的是培養(yǎng)翻譯各國農(nóng)學報刊的人才。王國維因考試不及格，本來已該退學了，但某次校董羅振玉從東文學社一學生的扇子上看到有王國維題“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之語，大異其才，遂決意要“力拔于庸眾之中”，委托他管理東文學社的庶務，還免去各樣使費的款額。后來王國維一生追隨羅振玉，他留學日本，研究甲骨文、精研經(jīng)史，這些都是羅振玉給他提供了物質(zhì)條件。他和羅振玉后來成為兒女親家，一輩子幾乎都是在依靠著羅。在東文學社，他通過日本老師田岡佐代治了解了康德、叔本華，這就產(chǎn)生了學習英文和哲學的強烈愿望。王國維之所以對康德，叔本華唯心主義哲學一見傾心，這同他個人經(jīng)歷以及他對于生命、文學的理解分不開。王國維出生在浙江海寧一戶小康之家，父親王乃譽棄儒從商，對他課督甚嚴，期望也相當高。王國維的字“靜安”就出自《大學》中“靜然后能安?！彼辉硎苓^無憂無慮的童年，相反，由于生母的過早逝世，他表現(xiàn)出與其年齡不相稱的老成。15歲時就被舉為“海寧四才子”之首，然而與生俱來的孤寂感如同夢魘一般揮之不去。他的一首詠海寧潮詞：“辛苦錢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東趨海。終古越山澒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氣？說與江潮應不至，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千載荒臺麋鹿死，靈胥抱憤終何是！”真正通讀康德、叔本華的著述，是1903年他在通州師范學堂任教時期。因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文深理澀，他對叔本華、尼采的哲學措意更多。發(fā)表于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就是他運用叔本華的哲學、美學與悲劇論論述《紅樓夢》的根本精神、美學價值與倫理學價值的一次成功嘗試。這一時期，王國維醉心于哲學研究，他痛感中國哲學、美術（當時對于文學藝術的通稱）不發(fā)達，以致于有“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的憤激之語。他說：“披我中國之哲學史，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斯可異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漢之賈、董，宋之張、程朱、陸，明之羅、王無不然。豈獨哲學家而已，詩人亦然……嗚呼！美術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托于忠君愛國功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兌，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國哲學美術不發(fā)達之一原因也?！保ā墩撜軐W家美術家之天職》）在《屈子的文學精神》一文中，他提出儒家與老莊分屬哲學上的貴族派與平民派的觀點，也是受西方的影響。然而，經(jīng)過痛苦的思索反省，他逐漸認識到：“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币虼?，他開始在哲學與文學當中徘徊。他反思自己：“以余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則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學之一原因也。”（《三十自序二》）當然，使得王國維決意把注意力轉(zhuǎn)移到文學，是因為填詞的成功。1906年4月，王國維集近兩三年所填詞61闋成冊，名曰《人間詞甲稿》付梓刊行。王國維的詞，是對于清末常州詞派的反動。詞是唐代發(fā)生，宋代流行的一種音樂文體，屬于樂府范疇。它在產(chǎn)生的初期，詞句很通俗，多寫男女私情。經(jīng)南宋諸家的創(chuàng)作努力，它由樂府形態(tài)變動成另一種類型的詩，也就離音樂甚遠了。清代的常州詞派繼承了南宋詞家的風格。講究寄托，要求言之有物，做到“沉郁”。王國維認為，詞的樂府形態(tài)時期——唐五代、北宋的詞才是正宗。他認為，詞應當講“意境”。他自以為，“余之于詞，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余愧有不如，然此種詞人，亦未始無不及余之處?！保ā度孕蚨罚┏Ｖ菰~派的張惠言等人論詞，一概從“寄托”著眼，即使是一些純寫男女之情的詞作家，如溫庭筠，也被認為是句句皆有寄托，也就是說，皆有政治性的隱喻。所以王國維痛詆說：“固哉，皋文之論詞也！”（《人間詞話》）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一些觀點是主要針對常州派詞論家尤其是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而來的。王國維還托名“山陰樊志厚”為《人間詞》撰寫了一篇序，里面說：“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國初諸老，非無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氣困于雕琢也?！庇终J為，《人間詞》“不屑屑于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殆往往度越前人。”客觀地說，王國維的詞溫婉親切，天然大度，但詞的意味是樂府的而不是詩的。因此，只可算作近代詩史上的一次逆流。從這里，不難看出王國維的固執(zhí)與自負。好多年以后，他的學術事業(yè)轉(zhuǎn)移到經(jīng)史之學，并已在清華園執(zhí)教使時，日本學者青木正兒來拜訪他。青木正兒提到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大考》做得好，想接下來做一部中國近世的戲曲史。王國維很不客氣地說，宋元的戲曲，是活文學，宋元以后的戲曲，是死文學。青木正兒當然很尷尬，對于王國維的偏頗，他算是有所領教了，所以他就感慨說，宋元的戲曲，早已經(jīng)銷聲匿跡了，宋元以后的戲曲，還活在舞臺上。那么，誰是死文學呢？（《近世支那戲曲史》）順便說一下，王國維平生為學，講究的是“博”、“專”、“細”三個字，他寫《宋元戲曲大考》時，桌上堆滿這方面的資料，有客來訪，他總會把話題轉(zhuǎn)到這方面。這種治學的精神也是令人欽佩的。（見《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王國維在詞學、戲曲方面推崇原始形態(tài)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當時白話文學、平民文學思潮的影響。這是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知識界的一種普遍心態(tài)。今天看來，偏頗之處是難免的。王國維的固執(zhí)與自負，從根本上說，還是源自他內(nèi)心深刻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固然同他的幼年生活經(jīng)歷有關，一半也是因為他所殉身的文化。王國維比較認同老莊關于人性自由的觀念，他不滿于歷代儒家強調(diào)事功，而忽視個人價值的缺陷，為了尋覓一種個人的解脫，他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給叔本華哲學，早年的一首《坐致》：“坐致虞唐亦太癡，許身稷契更奚為！誰能妄把平成業(yè)，換卻平生萬首詩?！啊渡袝分小暗仄教斐伞钡恼喂I(yè)在他看來不值一哂，個人價值的實現(xiàn)，才是最重要的。然而，這樣一個注重事功的民族，誰能夠理解他呢？王國維一直認為，中國人最缺乏宗教與美術，要改造國民性，必須引進宗教美術，前者作用于下層人民，后者作用于知識階層。但是現(xiàn)實無情地粉碎了他的理想。這樣，他的孤獨感就更形深重，詩詞亦多凄苦之音。他的一闋《浣溪沙》最為人傳誦：“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陌上挾丸公子笑，座中調(diào)醢麗人嬉。今宵歡宴勝平時?！币环绞亲髡吖录诺闹黧w形象，一方是沉醉的眾庶，王國維終于因為絕望，而轉(zhuǎn)向關注自身的生存狀況。郭沫若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論述說，這兩位大師在早年是極為相似的。后來之所以會分判二途，依筆者看，就在于王國維因絕望而消沉，魯迅卻因絕望而奮起。且看王國維二十多歲時所作的一首絕句：“夢中恐怖諸天墮，眼前塵埃百斛強?？鄳浟_浮山下住，萬梅花里一胡床。”對于現(xiàn)實與未來既然喪失信心，只有回憶才是真切的?！叭f梅花里一胡床”，這是何等的清幽冷絕，充滿孤寂之致。王國維引前人詞句，論為學的三個境界：“古今之成大事業(yè)、大學問者，罔不經(jīng)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说谌辰缫病！边@段話流傳最廣，但實際上第三種境界就充滿了惆悵與孤獨的情懷，這一點前輩研究家均未注意到。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倫理道德體系在關于個人價值的問題上是極不完善的。一個文學家的價值，一般均要依附于他的政治功業(yè)才能為時人所推許。一方面，王國維身沐新學，向往著成為文學大匠而為時流所重，另一方面，他又無法擺脫傳統(tǒng)加諸其身的桎梏。傳統(tǒng)文人所謂的“遇”的問題，同樣地困擾著他。這個問題，說穿了就是希圖得到統(tǒng)治者的賞識。機會終于來了。憑著羅振玉的關系，他從溥儀那里得到南書房行走的五品銜。其時溥儀已經(jīng)退位，但在遺老們的心里，卻依然是皇帝，是主子。溥儀對王國維也許并不是特別重視，但王國維卻是認真的。他為溥儀學自行車感到不安，并且痛罵溥儀的洋教師莊士敦，說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對于封建統(tǒng)治體制，王國維是矛盾的。他雖不滿于其壓抑人性的一面，自己卻不自覺地參與對這一垂死社會形態(tài)的維護、贊美。他意識不到，由清改民國，與歷朝歷代的江山易姓有根本的分野。他執(zhí)著地堅持著五倫的理念。1917年7月，張勛率辮子軍入京，宣布溥儀復辟。后為段祺瑞等人粉碎。王國維作《游仙》詩云：“如蓋青天侍杵低，方流玉水旋成泥。五山峙海根無著，七圣同車路總迷。員嶠自沉窮發(fā)北，若華還在鄧林西。含生總作微禽化，玄鶴飛鸮自不齊?！北憩F(xiàn)出對于復辟之事不成的哀婉。他一直至死，都拖著清朝遺老象征的辮子。每天早上，漱洗完畢，夫人就為他梳頭。有次夫人不耐煩了，就嘀咕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做什么？他的回答很有意味，說：“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這種執(zhí)著發(fā)展到極端，就成了偏執(zhí)。1924年底，因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fā)表《保存大宮山古跡宣言》，對清皇帝破壞此古跡提出批評。王國維沖冠而出，為清室辯解，并決然辭掉北京大學通訊導師職務，同時撤回已送該校的稿件。在溥儀被馮玉祥部下鹿鐘麟等人趕出宮時，王國維曾與柯劭忞相邀投水殉節(jié)，因家人嚴防未成。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中“南齋侍從欲自沉，北門學士邀同死”指的就是這件事。王國維在自沉之前數(shù)日，為門人謝國楨題扇面，兩首是唐人韓偓的詩，兩首則為陳寶琛的前落花詩。韓偓詩中有“外國云從海上來”之語，陳寶琛詩中也體現(xiàn)出文化衰亡的哀嘆，所題詩句應反映了王國維自沉背后的深沉心理結(jié)構(g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