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十大社會熱點

　　文學若想從作家、批評家寫作的“個人狀態(tài)”，進入到社會接受的公共狀態(tài)，就離不開期刊的中介。因此，我以為討論當前文學探索和先鋒精神的衰落，就不能不談談文學期刊。由于社會發(fā)展的多樣化，文學的風光早已不在，近十余年來各種文學期刊的日子都不太好過，大家都在使出渾身解數(shù)，求保生存。所謂蝦有蝦路蟹有蟹路，各家文學期刊的活法各有不同。不過大致可以分成這樣三種情況：第一種是一些較具前衛(wèi)性的全國性期刊，在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通過不斷地制造“流派性”熱點來吸引讀者的關注；第二種情況是一些影響較小的期刊，或者跟著大雜志后面跑追熱點，或者干脆撕下薄薄的文學面紗，直吻大眾，擁抱世俗社會價值；第三種表現(xiàn)似乎是，無視社會的巨大變化，依靠傳統(tǒng)體制的支撐，不死不活地混日子。這里我想對第三種做一個案性分析，而這一個案就是《詩刊》。話可以從《詩刊》與《太原日報》的糾紛談起。《太原日報》載文說《詩刊》墮落，使《詩刊》大感羞辱，欲與太原日報社對簿公堂。也許《太原日報》所登載的那篇文章用辭可能有不準之處，但是，大家知道它所說的墮落，并非指《詩刊》同人真去干什么賣文、嫖娼之事，而是指《詩刊》在道德普遍衰退的情況下沒有堅持應有的操守，也隨世風流下，因而“墮落”了。這樣的指責，不管恰當與否，只能由《詩刊》自己的表現(xiàn)來斷定，依靠法院是斷不清的。退一萬步說，就算是這一指責毫無根據(jù)，純粹是想通過罵名人來出名，那更值不得去理睬了。發(fā)在一個地方性的報紙副刊上的文字，能有多少人注意到？一理，既失去了自己的風范，而且也成全了對方。又何苦呢？就算是法院判《詩刊》勝訴，讓《太原日報》賠兩個錢，恐怕《詩刊》也不會由此發(fā)一筆小財吧。再說，這十幾年來《詩刊》的表現(xiàn)，恐怕的確不佳。就算別人批評得有點過頭，也應該靜思反省，大可不必如此肝火旺盛。為幫《詩刊》消消火，我想有必要對近二十年來《詩刊》的表現(xiàn)做一審查。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將問題具體化。我們不能抽象地議論《詩刊》的表現(xiàn)如何，要根據(jù)《詩刊》應該有的品格去論它。作為中國首席詩歌刊物，有讀者把它視為“中國詩壇的一棵大樹”。那么，這樣二棵大樹自應該是根深、干直、葉茂。既應最先感受時代的變化，又能不隨社會風浪左右搖擺；納百鳥鳴唱于己身，示浩然正氣于世人。這其實正是《詩刊》編者們的自我要求：“詩歌刊物，對詩歌運動的發(fā)展，負有很重要的使命，做好當代詩歌刊物的工作，必須加強編輯人員的責任感，不斷提高自己的業(yè)務水平，既要有嚴肅認真的；工作態(tài)度，又要有銳敏的頭腦，廣闊的胸懷，遠大的目光，既要知道中外詩歌發(fā)展的源流，又要了解詩發(fā)展的現(xiàn)狀，這樣才好引導我國的新詩在既有繼承又有借鑒的基礎上，根植于我國的沃土上?！对娍诽岢f紫千紅，芳草各異。讀者可以有偏愛，編輯不可有偏廢?！保ā对娍?986年第6期）然而以上述要求來衡量近二十年來的《詩刊》的黃金歲月在70和80年代之交。那時它可謂是敏銳、果敢、大氣。粉碎“四人幫”：不久，就讓艾青等歸來的歌手們放聲歌唱，刊登批判“四人幫”、抒發(fā)人民心聲的詩篇；爾后不懼阻力，大開詩門，向國人推薦北島、舒婷等眾多年輕詩人。不儀關注詩壇（以及文壇）的爭鳴動向，還在1980年率先發(fā)起和組織了有關“朦朧詩”的大討論。雖然它的偏愛，顯然在來自民間的青年詩人這一邊，但卻不廢異己之言，提供充分的版面讓各家暢抒所見（如1980年第十二期，在卷首刊登了十三篇爭鳴文章）。那時的《詩刊》的的確確是思想解放的先鋒、人民心聲的擴音器、詩歌青年的良帥益友、詩歌藝術之美的時代燈塔。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大約到1982年以后，《詩刊》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例如還是關于“朦朧濤”，不同意見的爭論逐漸變成了一邊倒的批判。當時的情形挺有意思，“朦朧詩”實際已被社會普遍接受，可是《詩刊》卻在那里大加討伐。再如，80年代初期，不同于北島們的新詩潮已經開始醞釀，各種民間詩社和詩刊不斷成幾何級數(shù)增長，于堅、韓東等“第三代”詩人的活動也日益活躍。而對這一切，《詩刊》似乎毫無察覺，直到《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聯(lián)合舉辦“中國詩壇1986年現(xiàn)代詩群體大展”的前后，它才如夢初醒，急忙去關照這一茬新詩人。《詩刊》1986年第七期開始有關“新詩潮”的信息，開辦“大學生講座”；1986年第十一期才首次刊登于堅、伊甸、韓東等人的詩歌；而早在1981年初，甘肅的《飛天》雜志就率先辦起了“大學生詩苑”專欄，之后《詩潮》、《詩林》、《青年詩人》等也相繼開辟“大學生專欄”。相比之下，《詩刊》實在顯得反映遲鈍。也許問題不僅局限于此，而且也表現(xiàn)在它的方寸的慌亂。1986年之前的三四年，《詩刊》推薦的新詩人，大都是按傳統(tǒng)方式寫作的“新人”，而1986年第11期的“青春詩會”推薦出一批與《詩刊》無培養(yǎng)關系的新詩人之時，《詩刊》則只是以詩歌界“長輩”的身份，寬容地吸納了他們，卻沒有對其進行嚴肅、審慎的評說。而且這期過后，余堅等人好長時間又不見蹤影。但1986年的“青春濤歌獎”，他們又赫然在日。這種先漠視、再補舉、又迅速遺忘的表現(xiàn)，的確讓人難以把握《詩刊》自己的立場。名人自傳的主導情感，在若干年前，恰恰是被一種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的情感模式宣布為虛偽的東西，現(xiàn)在卻成了當代媒體唯一可以反復言說而且也有必要反復言說的合法性情感，成了另一種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的情感模式。在這種幾乎不露痕跡的歷史轉換過程中，原來被宣布為虛偽的東西，在成為主導的情感之后，不僅沒有就此真誠起來，反而變得更加虛偽了。在任何涉及感情的文字或畫面敘事中，起點也許還有一點平民百姓比較真實的愛恨情仇，但終點必須歸結為在敘事結構中始終處于高潮位置的“愛”的轟鳴。一本名人自傳，就是一首“愛”的協(xié)奏曲，在權力的指揮棒下，名人登場了，一開始也許還表情肅穆、端莊、凜然，但很快就活躍起來，漸漸露出欣慰的神色，最后全身激動，高呼“愛”的口號。當代熒屏名人的自傳，就是這樣努力再現(xiàn)著他們在大眾傳媒上制造的千篇一律的現(xiàn)場氛圍，讀者以吸同樣身份的觀眾，通常也就是在這種“愛”的轟鳴中疲倦而滿意地入睡，有的甚至還在眼角掛著幾顆感動的淚水。名人自傳在文化上的貢獻，首先是制造了唯一允許公然裸露的當代情感，唯一可以招搖過市的反映當代生存的美的造型：允許有點小刺惱、小波折，但整體必須一律的溫馨、祥和、漂亮。所謂裸露的情感，就是一件隨時可以拿出來與人共享的虛擬化、模式化的寶貝，猶如—個淚腺特別發(fā)達的本色演員，可以產生巨大的煽動效果，使名人自己和所有關心名人的庸眾一起沉湎于媚俗的“感動”中。由現(xiàn)實生活激發(fā)的各種情感的沖撞力量，在現(xiàn)場共創(chuàng)的“感動”中迅速以單一化和平面化的方式被凈化，被升華。羅蘭·巴特和米歇爾·?？贫啻沃赋觯瑹o遮無掩的裸露，從來就是對于性感最徹底的扼殺。情感的裸露，也是對真實情感最大的遮蔽，這跟知識分子裸露自己的精神從而更好地掩蓋真實的心，有異曲同工之妙。本真的情感在戲劇性的裸露中所失去的只是家常的通常有點寒傖的服裝，而重新披上的則是眩目的霓裳羽衣。在實際生活中，不管得到了抑或失去了，是輸家，還是贏家，一旦落人這種媚俗的“感動”，就都覺得自己是頂可愛的寶貝，耳旁也似乎再次響起了偉人那聲如洪鐘的允諾：“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至于李谷一罵沒罵，還是怎么罵的都無關緊要，我們只記住惹了禍的韋唯已沒了昔日義憤填膺對媒體發(fā)泄不滿的勢頭，在南陽被李谷一“淚灑”的法庭之上，她不夠意思地出賣了幫助她泄私憤的記者。那場無聊的官司，李谷一以犧牲了名譽的代價而“慘勝”；記者湯生午孤立無援，雖敗猶榮地最終離鄉(xiāng)出走；而韋唯不僅毫發(fā)無損，而且還免費登廣告在公眾面前洗刷了沒有艾滋病的恥辱。昨天，韋唯是唯一的贏家。今天，韋唯又極可能是唯一的贏家。“橫店數(shù)錢”是韋唯歌壇生涯中的華彩樂章，每每提起韋唯，人們不由自主地聯(lián)想起19％年的韋唯和年邁的麥克博士臺下急速點鈔票的畫面。不斷有人自告奮勇，想讓公眾記憶里揩去這段“經典回放”。在一本關于美化韋唯的書里，用了四章篇幅來重寫“橫店數(shù)錢”的歷史。韋唯可能高興了，但橫店方面卻一紙訴狀將作者和出版社揪上法庭。同南陽相似，韋唯再次受到考驗。在橫店，韋唯再次化險為夷。韋唯鄭重給法庭提供的聲明是：“……被告一直未與我們有關于正式出版方面的任何聯(lián)絡……因此，本人認為無義務為（被告）出庭作證?！备纱唷⒗?、堅決的聲明，一切都是被告的咎由自取，與我韋唯毫不相干?？蓱z的被告在法庭上指望韋唯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不料，投桃報李的法則對于韋唯并不適用，當初歡迎你來為我喊憲叫屈時，可以稱兄道弟甚至肝膽相照，而一旦出了麻煩，我就退避三舍、一推六二五，南陽如此，橫店如此，將來在西班牙也會如此。韋唯有一副渾厚的嗓子和南亞人的相貌，這是她成名的優(yōu)勢，不必對她的品行和人格進行苛求，這些足夠了。但作為對讀者負責的作者，我們必須把真實的、立體的、幕后的韋唯介紹給聽眾，必須客觀地評價與韋唯有關的事件。如果渴望贏得韋唯的好感而美化她也未嘗不可，只是注意千萬別扯上其他人。因為前車之鑒已經告訴你：明哲保身的韋唯不可能做出丟車保卒的傻事。如果你一門心思要當她的馬前卒，那就必須具備隨時為其獻身、捐軀的準備。……

　　吳炫，男，1960年2月3日生于江蘇南京，1982年畢業(yè)于南京大學，獲學士學位，1989年畢業(yè)于華東師范大學，獲碩士學位，1999年獲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xiàn)為華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秘書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文藝理論研究》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