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第四部論集編完了。在這幾年里，發(fā)生了許許多多的事。有本書的中心論點——與上野千鶴子的論爭，與之相伴的各種各樣的人對我的批判、大學的變動、新環(huán)境下的新工作、各種座談會上的發(fā)言、與許多新朋友的相識，等等。有時，我在爭論中因為憤怒而發(fā)抖；有時，我因他人尖銳的質疑而狼狽不堪；有時，為了遲遲沒有進展的書稿，我恨不能詛咒自己?？墒?，又不知有多少次，當我在爭論中忽然被給予一個全新的視點時，我會禁不住亢奮不已；當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之所在時，我更會覺得如沐春風，遍身舒爽?，F在，我感受至深的就是，自己能夠涉足這個充滿了“刺激”的世界——女權主義領域，是多么的幸運。在撰寫本書的基礎——也就是原稿，并將之匯編成書時，我受到了許多人士的多方關照。我以前就職的御茶水女子大學哲學研究室的老師們，尤其是宮島喬先生，曾對本書中的幾篇論文提出過寶貴的意見；并且，從御茶水女子大學的學生、研究生們那里，通過討論課及研究室中的日常會話，我也學到了許多東西。在本書的校對中，皆川滿壽美尤其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在此我深表謝意。此外，從我現在就職的東京都立大學社會學研究室的工作人員及老師們那里，通過日常的接觸，我也得到了很多啟發(fā)。而那些評語（包括那些采自都立大學的學生、研究生們的尖銳的批判），也都蘊含著很豐富的啟示。作為外聘講師，在東京大學研究生院教育社會學專業(yè)的討論課上，我與研究生們的探討也十分愉快、十分有益；此外，在以上智大學的目黑依子老師為中心的“女權主義與社會學”研究會（簡稱FS研）上的探討，是我撰寫收錄于本書中的數篇文章的直接契機。而東京學藝大學的山田昌弘老師，在本文中作為“男性代言人”頻頻被我請出場，實在是多有得罪了。山田老師的直率的意見，對于我本身的思維方法的形成，是既具“刺激”性，又十分有益的。從琦玉大學的山崎敬一老師那里，我受到了“行為的多系統(tǒng)性”等理論啟發(fā)，等等。我一直承蒙著大家的關照。還有，對那些我曾在社會教育的場館里見過的人們，對神奈川縣·東京都等自治團體的職員們，對初載刊物的編輯人員們，我也要從內心里表示深深的感謝。最后，我還要向為了此書的新編稿件，辛辛苦苦地等了我兩年、每次都給了我寶貴意見的勁草書房的町田民世子，表示真摯的感謝。江原由美子1994年11月21世紀已經近在眼前。在冷戰(zhàn)體制崩潰、民族問題和地域糾紛日趨激化之中，我們開始越來越多地不斷向自己發(fā)問，20世紀曾經是什么？由于意識形態(tài)上對立格局的消失，許多在此之前一直被諱莫如深、難得一見的東西，已漸漸見諸報道。然而，迄今為止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諸如“近代化”、“發(fā)展”等歷史觀的難以通用，也已漸漸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面前，毫無疑問，“歷史”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透明。當抽象性的詞匯變得不再可靠時，所有的人都在用手摸索著去探尋“歷史”。在我看來，這正是所謂的現代。本書是我自1991年《激進女權主義的再興》一書以來，以我即興寫就的有關女權主義的諸篇文稿為基礎構成的。（從1985年的《女性解放之思想》算起，這是我有關女權主義的第四本論文集。）這期間我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說是1991年的上野·江原論爭的繼續(xù)（參見本書第Ⅱ部所收“對上野千鶴子‘文化主義批判’的批判”、“如何使‘社會權力’的理論總結變得可能”等章節(jié)）。這一工作到現在也沒有結束。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本書可以算是我依照自己的觀點對這場論爭做的一個中間小結。同時，這本書也是我用自己的手對“歷史”進行的一種摸索。在本書第Ⅰ部里，我將現在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