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文化三論

　　這本書收入了本人十年來所出版的三本相關于文學和文化的小冊子，它們是：《靈之舞》（1995年）、《人之鏡》（1996年）和《靈魂之旅》（1998年）。這幾本小書自從出版以來，雖然早已經(jīng)脫銷，卻沒有再版過。我理解，時代的喧囂使當今已經(jīng)不多的讀書人眼光常常只盯著那些披上誘人新裝的作品，而無暇顧及已經(jīng)“過時”（流行的說法是“過氣”）了的東西，哪怕對這些東西人們并不了解；出版社考慮的則只是賺錢，當然也不能不如此。這么些年來，不斷地有人向我索要或求購這三本書，有的是這一本，有的是另一本，信息靈的則三本都要。索書者有的是自己要，有的是為別人代買，還有的是第二次要書，因為原先那本已輾轉相借不知所終了。我自己則買了這三種共一千多冊書，有的被人買走，有的被我送掉。先出的兩種書我自己也已經(jīng)有好幾年沒有存貨了，常常使索書者滿臉遺憾。但我不是出版社，也只好無可奈何。令人欣慰的是，這次承湖北人民出版社劉冠軍先生的好意，將這三本小書集為一部，作一次性推出，這樣，我總算對那些與我心有戚戚焉的青年學生和同行、包括素不相識的知音有個交代了。 我的本行是研究西方哲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但這三本書所涉及的卻是廣泛的文學和文化評論，從牽扯的知識面來說，則涉及哲學、宗教學、倫理學、美學、心理學、中西文化比較及文化史等領域，并介入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從專業(yè)的角度來看，我這叫做“不務正業(yè)”。但細心的讀者也許會發(fā)現(xiàn)，我的這些文學和文化評論其實骨子里都是哲學評論，它們與我所研究的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和胡塞爾有內在的相通之處。其實，當人們對我這樣一個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有心沈浸于文學領域而感到驚訝時，很可能有一個根本性的誤解。因為嚴格說來，我并不是一開始就對哲學（更不用說西方哲學了）感興趣的，最開始激起我的讀書欲望的勿寧是文學。而對文學的興趣則來自于我早年動蕩的理想主義的生活，文學對于我來說的確是生活的教科書。所以，即使當我真正下決心要讀一點哲學書時，文學與生活也成了我檢驗自己讀書效果的一個試金石?，F(xiàn)在回想三十多年前，那時什么書不讀??！正由于能夠到手的書很少，涉獵的面就不能不廣，容不得在某個特定的專業(yè)中作深入的鉆研；但對每一本書卻讀得很透。記得當時為了借或者還一本書，可以步行穿過整個城市去造訪一位朋友。但后來書越來越多，多到幾輩子也讀不完，我卻很少有整塊的時間坐下來讀書了。我鉆入了自己的德國古典哲學專業(yè)，但我并沒有忘記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文學體驗，而是用這些體驗來深入理解康德黑格爾等等思想大家們的心靈。很幸運，這些德國哲人的心靈正好也飽含著人生的體驗，常常能夠與我的體驗有靈犀相通。我有時想，如果我學的是英美哲學，也許就不會有這樣的幸運了。如羅素雖然也有豐富的人生體驗，但那與他的邏輯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哲學沒有什么關系，學這樣的哲學將會是要命的苦工。雖然一般人會認為讀康德和黑格爾的書更要命，其實那是自有生命體驗的樂趣在的?，F(xiàn)在，當我用這種從德國哲人那里得到共鳴和強化的人生體驗來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時，我?guī)缀跏敲腿徊虐l(fā)現(xiàn)我在這方面所占據(jù)的有利位置。一部作品在哲學的眼光面前變得“透明”了，它的思想的內部結構、靈魂的進路如此清晰地展現(xiàn)出來，它所遇到的矛盾和進退兩難的局面反過來也促進了哲學的反思。最重要的是，這一切原先只是被感到的東西，如今已經(jīng)能夠被清清楚楚地用語言“說”出來了。我現(xiàn)在的感覺，就像當年在知青點沒有點燈的黑屋子里，就著灶火的微光和一兩個知青朋友談論我們所看過的小說中的人物一樣。我們把那些人物當成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周圍的同伴和熟人來談論、來評點，從中操練“看人”的本領，獲得生活的智能。我知道，這與通常所理解的“文學評論”很不相同，與現(xiàn)在流行的那些模式化的文學評論文章更是兩碼事。現(xiàn)在的文學評論大都已經(jīng)不談作品的思想了，更不談作品中的人物，人們談論的是作品的語言風格、創(chuàng)作手法、作品結構、文本原型、流派劃分、題材來源、地域特色、社會作用等等。用他們的眼光看我的這些評論，大概不能算正宗的文學評論，頂多是對文學人物的思想評論，甚至只是借文學形象為話題來談自己的思想。人們都知道，文學作品中的那些人物都是作者虛構出來的，作者完全可以這樣寫，也可以那樣寫，你把這些人物當真人一樣來評論，豈不是特傻？的確，國人在這些事情上歷來都十分精，文學評論家們尤其如此，他們才不會落入作家所設的陷阱呢！他們比作家高明得多，他們從不“與狼共舞”，而是給狼做籠子的能手。但無論如何，我作為一個對生活有些自己的體會的人，說出了我對于作品的感覺。當我把作品中的人物當成現(xiàn)實的真人時，我同時把自己當作了作品中的角色，甚至就是主人公。不管是可敬的、可愛的、可悲的、可惡的、可憐的，還是可憎的，我都予以同情，就像作家對他的人物一樣。我把自己當成了作家，我盡量體會作家在創(chuàng)作時的心情。其實真正的作家不可能虛構自己的人物，在這種事情上是摻不得假的，稍有差池，敏感的讀者都會感覺得出來。讀者甚至往往會覺得，成功的作家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人物比現(xiàn)實中的真人“更真”，所以對這些人物的評論要比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某個人的評論更有價值。人們談論這些文學人物，找出一個人的生存模式和思想模式，觸摸一個人的生命極限，分辨這個人和那個人的人格差異，其實都是在開拓自己人性的深度和廣度。作家的價值不正好是在這方面給讀者以幫助嗎？反過來看，一個作家所創(chuàng)造的人物形象是不是值得人們談論，這是一個作家是否成功的重要的標志（如果不是唯一的標志的話）。這條標準也適用于那些沒有所謂“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jié)”的作家，因為他們的作品（例如散文或詩歌）中至少有一個人物形象，那就是作者自己。除了對文學作品的思想評論外，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的維度就是文化批評和文化比較，特別是中西文化比較。這兩個維度有時緊密交織在一起，但文化比較要比文學評論的層次更深，即使在專談中國文學的情況下，文化比較也構成了文學批評的背景視野和深層基礎，因為它常常需要直接進入到對各種文化傳統(tǒng)最具代表性的哲學思想和宗教信仰的領域。世界上的人性是多種多樣的，因而表現(xiàn)出文化的多樣性，但并不像有些人喜歡說的“多元性”（這意味著不可溝通、不可理解），而是同時有著統(tǒng)一的人性，所以又是可以互相通約的。但這種統(tǒng)一性和可通約性又不是現(xiàn)成地擺在那里的事實，而是需要人們作出努力才能接近的目標。如果人們沒有相互溝通的愿望，那么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人類就會像兩種不同的動物一樣風馬牛不相及，不論他們相互共生還是互為天敵，都不可能相互理解。然而，如何溝通？單說“你好我好大家好”，或是“你說的正是我想說的和已經(jīng)說過的”，很難說是一種真正的溝通，倒有可能隱藏著語言的陷阱，其實是貌合神離。真正的溝通存在于“對話”中，而真正的對話是沒有預設前提的（否則就還是獨白），是思維的交鋒和碰撞，是從雙方的自由發(fā)表中產(chǎn)生出差異并意識到差異。中西文化的差異實在是太大了，甚至可以說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它們是最不相同的兩種文化，幾乎在一切重要的方面都恰好相反。但正因為如此，中西文化比較是中西文化比較是在所有各文化的比較中最有比較價值的文化比較，它最能激發(fā)思維的交鋒和碰撞，最能促使我們從另外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形成自己的文化自我意識，就像鏡子里的形象雖然是顛倒的，卻是形成自我意識所不可缺少的參照物一樣。我之所以選擇中西文化比較，而不是選擇中印文化比較（如佛教傳入所經(jīng)歷的），或中國文化與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比較（如張承志所做的），理由就在于此。后面這些比較很可能還會使我們陷在本民族文化的狹窄視野中卻不自知，而中西文化比較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這種可能性，即使發(fā)生這種情況，也很容易指出。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形成的巨大張力使我們最有可能接近完整的人性理念。當然，我所進行的文化比較和文學評論一樣，也是從我自己的人生體驗這個根子上生發(fā)出來的。沒有人生體驗，我不可能找到評價異民族文化的標準，甚至不可能獲得進行本民族文化與異種文化比較的動力。文化比較的動力來自于對自己所處文化氛圍的不滿和無奈，而這種不滿和無奈則來自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受壓抑和精神上的無出路。人在痛苦中，如果他不愿意自欺的話，就要放眼外部世界，尋求突圍。我在中國文化中并不是找不到自我安慰的各種資源和法寶，但魯迅的反思精神給我的影響太大了，是他讓我無法忍受自欺，是他讓我知道在中國文化之外，還有一個精彩的世界，可以用作反觀我們的精神世界（所謂“國民性”）的參照。記得幾年前在北京和王富仁先生談魯迅，我們分別用一個詞來概括魯迅精神，他用的詞是“反抗”，我用的則是“反思”。其實反思當然也是一種反抗，但我至今認為，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夠挖出所反抗的對象的根，從而結束輪回。反抗卻不一定是反思，所以總是擺脫不了輪回的可能性。魯迅當年曾預言“革命”將會陷入“革革命的命”的無窮循環(huán)，果然后來在“文革”中林彪就提出，那場運動就是要“革那些革過命的人的命”。人們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在“文革”中，人們互相壓迫，也互相反抗，每個人都振振有詞地反抗別人的壓迫；但正由于缺乏反思，也就缺乏寬容，終致缺乏人性。“文革”是中華民族今后至少一百年的心頭痛，它比任何事件都更徹底地暴露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人性缺陷，它是我們的文化反思必須時時回顧的煉獄，也是我們學習文化反思的不可多得的教科書。我們這一代人作為“文革”的參與者和過來人，有責任把我們的感受提升到理論和哲學的高度，而不是停留于感傷和嘆息。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從歷史的教訓中鍛煉出一種堅定的、能夠承擔時代的使命的新型人格，為我們民族開拓出一個有希望的未來。

　　鄧曉芒，1948年，湖南長沙人，1964年初中畢業(yè)即下放農村，10年后返城，當過臨時工、搬運工，1979年取武漢大學西方哲學研究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至今?，F(xiàn)為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出版論著、譯著十余部，代表作有，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譯著有康德的三大批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