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行吟

本書以南唐李煜為開篇，以蘇曼殊收尾，縱跨有千年之久，解讀了中國九位有影響力的文人的曲折命運，以及他們在歷史困境中表現(xiàn)出的人格魅力。中國的許多不朽文學作品都與作者本人的漂泊或行旅有關，比如王勃寫下《滕王閣序》就是在南下省親的行旅途中；再如《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遠離長安的貶所寫下的，旅途的困頓和政治的失意，無形間促成了千古美文的誕生；且說那大名鼎鼎的李白，更是把“仗劍去國，辭親遠游”當作人生一件大事去做，正是游歷才有了他的川行華章，才有了他的不朽詩名；還有這本書中的李煜，他的那些千古傳誦幽怨哀婉的詞，大多數(shù)都是在北行的途中和囚禁汴梁的時候?qū)懙摹＿@些文人有一個相似點，就是都有著置身他鄉(xiāng)的經(jīng)歷，羈旅的漂泊和艱辛讓他們文如泉涌、佳篇似潮。這也是我書名的由來之一。本書前言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是我的老師余秋雨先生。余老師和我是忘年之交，在歷史散文的創(chuàng)作上我知先生甚深，而先生對我這個“年輕人”也不計長幼，鼓勵尤多，期許亦深。這次，余教授作為惟一被邀請的華人學者剛參加完在東京召開的聯(lián)合國世界文明論壇大會，才回到國內(nèi)，便又投入到四部學術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同時還有臺灣幾家學術出版機構向他約稿，日常事務極其繁忙?？上壬允抢猛砩系臅r間，從頭至尾仔細地看過了這本書，隨后欣然潑墨，題寫了書名，讓我這個晚輩非常感動。我的這本書，以南唐李煜為開篇，以蘇曼殊收尾，縱跨有千年之久，解讀了中國九位有影響力的文人的曲折命運，以及他們在歷史困境中表現(xiàn)出的人格魅力。我突然發(fā)現(xiàn)，中國的許多不朽文學作品都與作者本人的漂泊或行旅有關，比如王勃寫下《滕王閣序》就是在南下省親的行旅途中；再如《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遠離長安的貶所寫下的，旅途的困頓和政治的失意，無形間促成了千古美文的誕生；且說那大名鼎鼎的李白，更是把“仗劍去國，辭親遠游”當作人生一件大事去做，正是游歷才有了他的川行華章，才有了他的不朽詩名；還有這本書中的李煜，他的那些千古傳誦幽怨哀婉的詞，大多數(shù)都是在北行的途中和囚禁汴梁的時候?qū)懙?。這些文人有一個相似點，就是都有著置身他鄉(xiāng)的經(jīng)歷，羈旅的漂泊和艱辛讓他們文如泉涌、佳篇似潮。這也是我書名的由來之一。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中，懷古始終是一個主題，多少好的詩歌詞賦都是氣貫千年，“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樣的宋詞巔峰性句子，我們一眼就能看出蘇東坡的懷古主題。可在當代，真正能把古典美學理解透并運用于創(chuàng)作中去的作家，也只有余秋雨先生一位了?！段幕嗦谩泛汀渡骄庸P記》給我們的美學享受，是其他作家無法給予的，小說家往往沉迷在自己主觀世界里精心編織故事，而某些死板的書齋學者又缺乏瀟灑生動的好文筆，文章枯燥得像被嚼過的甘蔗渣。也許，中國散文注定要在余秋雨先生出現(xiàn)后有一個大的轉向。扎根于傳統(tǒng)文化并深受其熏染的中國文人中，必然也會站出一個文勢如虹、筆底山川萬里的作家，中國文壇出現(xiàn)余秋雨散文這道亮麗的風景是必然的，而他也無疑開了散文的一代風氣。當代有“大江東去”健筆者，亦惟余先生一人。無論有多少居心叵測的批評，都不廢江河的流向。在那些批評家中，我覺得他們的心態(tài)還未必有我這個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健康，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創(chuàng)作作品是第一要義，但有些人卻舍本逐末，他們所有的代表作加在一起就是一堆罵人的文章，靠罵人吃飯，這一點其實是不正常的現(xiàn)象。而且有些老者，也喜歡夸大其詞，然后表現(xiàn)自己如何如何會考證。其實這些人不懂歷史散文的實際創(chuàng)作，這種文體的跨度大，涉及的學術細節(jié)多，必然會出現(xiàn)可商榷的部分。比如實際創(chuàng)作中我也曾遇到過這樣一個問題，在寫李商隱時肯定要引述那首“錦瑟”詩，但這首詩從唐末到當代一直有學者考證。記得我們南大中文系已故的程千帆老先生就對此詩作過解釋，可他的看法也只是其中一解，學術界始終沒有統(tǒng)一的答案，有人說是悼亡詩，有人說是自憐詩，也有人說是為貶謫的李德裕所寫。那么對于創(chuàng)作散文的人來說，這首詩怎么去引用，放在何處？當時，我寫到那個地方也就啞然失笑，要是認識那位擅長咬嚼的先生就好了，心想他會對這首詩有具體而確定的考證，但無疑，他要是說出一個答案，估計海內(nèi)外會有幾百個唐詩研究學者群起反對他。相信讀者也明白我的意思了，其實學術細節(jié)是有很多商榷性的，而一般的讀者并不是專業(yè)的研究者，對真相未必了解。正是這個原因也就被那些居心叵測而又有些考據(jù)根底的人利用。他們往往說出的只是專業(yè)學術研究中的一個見解，最終目的也不是善意地幫作家指正瑕疵，而是搞臭對方，實際上他們很多觀點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多半都是可商榷無定論的。我們再客觀和心平氣和地說，任何一個作家在作品中都會有疏漏，即使錢鐘書先生這樣的大學者也不例外，《圍城》一書在翻譯到德文和法文的過程中，譯者就多次發(fā)現(xiàn)了書中的疏漏和錯誤，這件事錢先生幾次謙謹?shù)卦谠侔媲把灾刑峒?；曹禺是中國杰出的戲劇大家，但他的《雷雨》中卻有一處鮮為人發(fā)現(xiàn)的硬傷，就是周萍夜晚悄悄地去看四鳳時，四鳳不讓他從窗口進去，他就向里“手推著窗門”，兩人一推一拒，請注意“推”字，可我們知道窗戶是沒有向里開的，一陣雷雨過后窗被風吹開，曹禺又讓四鳳去“拉著窗扇，慢慢地由外面關上”，顯然作者創(chuàng)作的時候過于投入在人物心理的把握上而忽略了窗子的細節(jié)，這樣的硬傷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已算不小，但絲毫不會影響曹禺對中國戲劇發(fā)展的貢獻和《雷雨》作品本身的經(jīng)典性?，F(xiàn)在的情況是，有些人指手畫腳地站出來叫讀者們要“因噎廢食”，企圖以此達到不可告人的否定一位作家的目的，瑕疵是可以理解的，關鍵是有些人為了達成私自的目的，而將瑕疵的嚴重性無限夸大。他們心里也知道，即使否定不了攪和攪和也是好的，這些人不是別有居心又是什么？又想起了一些擅長空談的批評家，他們說文化散文中不能融入一些小說的筆調(diào)，說有了小說的筆調(diào)就是不嚴肅。我偏偏不信，這本書中，在尊重史料的基礎上，運用了大量小說筆法，所以我這本書的文體，將它定為“新歷史小說”或“新歷史散文”，都可以．這本書我本就想打破這種界限。我不知那些批評家哪來的觀點。說散文中多了塑造場景的小說筆法就影響到了文章的嚴肅性，他們不知道寫文章本身就可以“破體”的。金代學者王若虛在《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七《文辯》中說文章的體例是：“定體則無，大體則有。”明代的學者孫月峰也曾說：“且體從何起？長卿《子虛》，已乖屈宋；蘇李五言，寧規(guī)四《詩》？”是啊，既定的體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還不是人去定下的，既然是人定的就不能去改了？賈誼的論文像賦，辛棄疾的詞似論，若是死守體例那不是作繭自縛又是什么。小說情節(jié)的運用，且把握好的話，只會增加可讀性而不會影響文章的嚴肅性，讀了《二十四史》的人知道，那些書都是史家極嚴肅的學術著作，但文章中要描寫一個帝王或一個名臣的誕生都會有“雷電晦暗、神光突現(xiàn)、夢與神合”的場景。帝王將相出生，屋周圍真的有神光出現(xiàn)？這些是再典型不過的小說筆法了，史書的作者不是無血無肉的機器，在為故人立傳時多半會帶有自己的感情色彩，而且正是加入這些虛構的又無傷大雅的情節(jié)之后，史書才更有了可讀性。相同的，對于歷史散文來說，用小說的筆法來還原歷史的場景，既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和藝術性，又不影響史實，何樂而不為呢？最后，我謹以此書獻給我同時代的大學生朋友，也獻給父輩的讀者朋友們。我們到何時哪代都不會忘記，在我們腳下有著同一片遼闊的土地，那里有我們的千年故國，那里有不曾湮滅的文明。

宋浩浩，1981年11月出生于江蘇蘇州，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現(xiàn)居上海。著有歷史散文集《山河寂寥》、諷刺小說《漂移的戀愛》，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寫作者中惟一一位學者型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