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與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期間所從事的一些工作有關。當我在1997年初開始思考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時,有兩個中心的問題占據著我的思想:一個是對后果主義的道德理論的某種辯護,另一個是休謨主義者與康德主義者之間關于“實踐理性”的本質的爭論。這兩個問題在當時都是學界爭論的焦點,而且至今依然如此。我已經就第一個問題寫了我的博士論文的第一稿,但我最終廢棄了那個計劃,部分原因在于我發(fā)現我所提出的見解并不具有充分的原創(chuàng)性。當然,我已經就此積累起來的思考也不算白費,因為這些思考使我逐漸認識到,規(guī)范倫理學的研究與元倫理學和道德心理學其實具有本質的聯系。所以,在接手處理第二個論題時,我已經有意識地把我對倫理問題的理解和探究建立在一個更加廣泛的背景和基礎上。這個思想在本書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如果國內讀者能夠接受和認同對倫理學的這種探討,我的心愿就算實現了。然而,需要強調的是,本書不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中譯本。在我提交給答辯委員會的論文中,我?guī)缀趸巳种坏钠鶃硖幚砦覍档碌膶嵺`理性概念和道德心理學的理解。因為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我的目的實際上是要表明,就休謨和康德而論,不論是在他們的理論哲學上還是在他們的實踐哲學上,他們都有一些尚未得到充分注意的相似性和親和力。大家都知道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要回答休謨的懷疑論挑戰(zhàn),因此,休謨對康德的理論哲學的影響已經是一件十分明顯的事情。然而,很多哲學家,尤其是那些來自康德陣營的哲學家,不是忽視就是尚未發(fā)現另一個重要的事實:從休謨對“理性”的處理中,我們可以發(fā)現理解康德的“實踐理性”概念的一條重要途徑??档碌睦硇愿拍钚枰玫嚼斫?,因為康德對這個概念的論述在他的先驗觀念論體系的掩蓋下顯得非常令人困惑。由于忽視了這個重要的事實,這些哲學家就把休謨和康德對“實踐理性”這個概念的理解看作是根本上對立的,因此就在當代的元倫理學和道德心理學中制造了“休謨主義”與“康德主義”的分野。然而,在我看來,這其實是個假象。我的博士論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澄清這一點。然而,這篇論文在篇幅上大大超過了研究生院通常制定的要求。所以,在按要求把論文正式提交給學校時,我已經接受答辯委員會主席BrianBarry的建議,刪除了在最初的版本中我對康德的大多數處理,尤其是對康德的“理性”概念的起源的探究,把主要的內容限制到對休謨的論述。所以,按照答辯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的意見,我實際上是寫了“兩篇”博士論文,盡管他們也認為我的論文是高度完整的。我對康德的“理性”概念的起源的分析仍然沒有納入本書,主要是因為我現在逐漸意識到,我對康德的思考和理解仍然不夠成熟。因此,我計劃在我即將撰寫的著作《理性、自由與道德》中,再來完成我對康德的道德和政治哲學的比較成熟的思考。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期間,我的學業(yè)得到Brian Barry、CharlesLa,mlo~、PhilipPettit、ThomasPogge、AndrewNathan和JeremyWalrdon等人的激勵、關懷和支持,借本書出版的機會,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本書主要是立足于英文原稿,在翻譯和修改的過程中,靳希平教授給予很多鼓勵和支持,謹此致謝。鑒于本書是從我的英文原稿翻譯過來的,如果有些讀者發(fā)現有很多表述不太符合中文習慣,我懇求你們的諒解,因為我仍然相信,比較長的語句有助于精確地表達我想要傳達的思想和論證。最終,我把這本書題獻給我的父母和“小熊”,感謝他們多年來對我的支持、理解和愛。正如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的,在某種意義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支持和寬容,也是本書的一個潛在主題。徐向東2003年4月于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