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ㄈ┠媳蔽幕蝗谡f。東漢王逸在其《楚辭章句》中分別看到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對《楚辭》的影響,但主要傾向于北方文化,故王逸還未真正明確南北文化影響說之概念。較早確認楚辭文化中具有南北文化因子的是南朝齊梁時期的劉勰。他認為屈原《離騷》等作品中既有同于北方文化經典的四個方面,又有異于北方文化經典而含有南方本土文化的四個方面,屈原《離騷》是“取熔經意”、“自鑄偉辭”的偉大作品,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fā)現(xiàn)。劉勰的《辨騷》篇因此而成為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全面評價《楚辭》的理論批評文章。此后,王國維、魯迅等人都是南北文化交融說的代表者,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章培恒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郭預衡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程千帆等《程氏漢語文學通史》等,都堅持南北文化交融說。此說從根本上糾正了北方文化影響說和南方文化影響說的偏頗之處,既看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又看到本土文化的作用,比較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也較為楚辭學界所認同。(四)四方文化聚合說。此說的倡導者為蕭兵。他認為楚辭文化是以南楚巫文化為主體,同時又吸收了東夷、西夏、北狄文化的營養(yǎng)成分,是一個八面來風的多元結晶體。這一觀點有助于拓寬人們楚辭研究的視野,從而體現(xiàn)出楚辭文化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但作為楚辭學者的蕭兵,他所喜好與擅長的是從民俗神話學的角度來破譯楚辭文化的神秘密碼,使屈原的作品幾乎成了一部民俗神話的匯集本。這樣,自然也就淡化或忽略了作為一個偉大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主體精神。此外,蕭兵對楚辭文化的破譯,不像弗雷澤《金枝》中那樣的田野考察與實證研究,而大多側重于理論的推導與邏輯的演繹,其結論的可靠性亦就難保不成問題。(五)泛太平洋文化影響說。泛太平洋文化影響說,是一種學術視野超越國界的更為廣闊的楚辭學理論。代表人物為“劍橋學派”中的一些港臺學者如蘇雪林、何鑄章、凌純聲、饒宗頤等,他們企望為楚辭文化尋找一個統(tǒng)一的民俗文化背景,使楚辭文化研究能夠直接與世界文化學術研究接軌,其愿望無可厚非。但此說之論者們,多缺少充分的科學實證依據,往往在理論闡述方面打轉,觀點雖新,其結論大多難以服人。再說,世界各民族文化習俗在他們早期社會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既然這樣,那么,以原始社會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來解釋楚辭文化中出現(xiàn)的泛太平洋文化現(xiàn)象,就未免有削足適履、生搬硬套之嫌。(六)南楚巫文化與戰(zhàn)國士文化融合說。陳桐生倡導的這一觀點,實際上仍屬于南北文化交融說的范疇。他從南楚巫文化的浪漫主義風格與戰(zhàn)國士文化的平治天下的時代精神的結合方面,歸納出楚辭文化的特征,即:理性與非理性的統(tǒng)一,巫術神話與士文化精神的統(tǒng)一,自由大膽的想像與火辣激情的統(tǒng)一。此一說強調了楚辭文化的近源——戰(zhàn)國士文化,卻忽略了楚辭文化的遠源——夏、商、周文化及春秋諸子文化,難免求近舍遠之弊。P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