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志學不僅要走向書店，走向圖書館、博物館，而且要走向民間，走向田野。中國有志之士向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傳統(tǒng)，這種走路也是“閱讀”，用腳、眼、身、心去“閱讀”。當學者把田野調查當做圖志學的基本功之一的時候，他走入了歷代作家的出生地、求學地、宦游地、流放地、雅集地、登臨地、隱居地和歸葬地，面對蒼山溪澗、芳草大漠，面對著不同地域的自然風光、人文情境和生存狀況，尋找著、踏勘著、觸摸著作家的生命軌跡和精神軌跡。他走入了廢墟、遺址，撥開荒草古樹，或避開鬧市的嘈雜，閱讀著剝落的碑刻、宅居、祠堂、樓宇、池沼、古橋、墓地，以及宗譜、地志、圖集，思考著人與鄉(xiāng)土、習俗、家族、姻親，以及所有這些的盤根錯節(jié)、盛衰浮沉、真?zhèn)位祀s。當圖書館、博物館以書畫文物收藏著時間的時候，田野調查把飄拂著歷史精靈的時間衍化為地理。文學由此借助圖志與地理學結緣。這種認識是近十年來在全國各地進行圖志學田野調查中逐漸明確的，借助外出開會和講學之機，足跡及于河洛、齊魯、晉冀、吳越、荊楚、巴蜀、贛皖、閩粵、湘桂、瓊崖、云貴、秦隴以及青藏、蒙新、港臺諸地，跋山涉水，長途奔馳，得意和失望兼有，以筋疲力盡換取發(fā)現的樂趣。與本卷書有關者，在眉山尋訪三蘇祠得到曹順慶先生的幫助；在蘇州尋訪范成大石湖別墅、范仲淹祠和蘇舜欽滄浪亭，得到朱棟霖先生的幫助；在安徽尋找梅堯臣、黃庭堅、張孝祥遺址及滁州醉翁亭，得到孫文光、臧連明、余大芹、吳微先生的幫助；在山西忻州、夏縣、運城諸地尋找元好問、司馬光和元雜劇的遺跡，得到狄寶心、李安綱先生的幫助；在金華尋找李清照八詠樓故居、永康五峰書院之陳亮祠，得到王嘉良先生的幫助；在河南尋找朱仙鎮(zhèn)岳飛廟，得到劉增杰、高有鵬先生的幫助；在阜陽尋找歐陽修晚年退休地，得到劉學忠、李健、王啟才、汪芳啟先生的幫助；在青海搜集《格薩爾王傳》的材料，得到格桑多杰先生及其秘書東珠瑙布的幫助；在內蒙古搜集成吉思汗材料，得到韓登庸先生的幫助；在烏魯木齊搜集《福樂智慧》材料，得到黃川先生的幫助。從各方面給予幫助的師友甚多，難以備述，尚祈鑒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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