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古有今，是一個歷史意識深厚，典籍浩瀚的民族，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提出了文明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問題。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一百六十六年的變化，讓我們不斷地對這些問題進行再認識，再思考。“中國”應是體現(xiàn)中華文明的政治概念，沒有五千年的歷史傳統(tǒng)，也就沒有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和政治中國必須以文化中國為基礎才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生命力及“協(xié)和萬邦”的說服力?！洞髮W》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和宋明儒學“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宗教情懷，都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展現(xiàn)。我們從事經學研究的讀書人，本著以學術為天下公器的原則，對這份人類的共同遺產進行保管、整理、修繕、解釋、發(fā)展和弘揚的工作，是為了“自立”也是為了“立人”。儒家傳統(tǒng)和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結了不解之緣。排斥、擺脫或揚棄儒家傳統(tǒng)，重新塑造中國文化的新認同是五四運動時代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他們在意識層面極力引進自由、人權、科學、民主等現(xiàn)代西方理念，但是，這些反傳統(tǒng)的知識精英又都是自尊自重的愛國主義者，在他們潛意識層的心靈積習中彌漫著儒家文化的因素，因此他們不可能也不愿意以西學為國學。作為當時杰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關切政治，參與杜會，注重文化。他們的生命形態(tài)、價值取向和儒家傳統(tǒng)的“弘毅之土”一脈相承，因此他們不能否定儒家的理想人格，也無法離開儒家的意義世界。不必諱言，他們在“詆孔反儒”的前提下，塑造了現(xiàn)代學術的規(guī)模，提出了新問題，發(fā)現(xiàn)了新材科，開拓了新視野?？墒?，他們所耕耘的國學田地雖然以精巧細致的專論著稱，但缺乏“上下與天地合流”的剛健之氣，沒有篇當時“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思想大潮提供參照。經學研究有深刻的政治含義，也有實用價值。但經學研究本身即是目的，應該有獨立自主的發(fā)展空間。既然經學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核心課題，支持大批學人從事經學研究應是學術界的基本承諾。是否有成效，應根據嚴格的學術標準，不應攙雜非學術的考慮。不過經學研究者，特別是經學研究的領導，應有深造自得的體悟和高瞻遠矚的視野，也應關心時代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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