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中期興起的全球范圍向民主的轉型，標志著民主事業(yè)在人類政治文明發(fā)展進程中邁出了關鍵一步。絕大多數有關這一時期民主化原因的研究均歸結于外力或政治之外因素的作用，比如國際力量的推動、經濟結構危機、鄰國的示范效應，即使極少數學者從政治本身出發(fā)，也只是從精英選擇的角度分析，很少有學者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政治體制和政權內部結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些研究方法忽視了社會活動的基本規(guī)律，即任何事物在其發(fā)展進程中，變革的決定性因素在于內部而不是外部，換言之，事物的發(fā)展取決于內因而不是外因。因此，政治變革中的民主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前民主化政權內部結構的問題，本書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fā)，研究新權威主義政權內部的結構變化所導致的民主轉型。本書分為七個部分。第一章為引論。分析了選題的原因、研究方法和研究所要注意的幾個方面。在20世紀末的民主化背景下，人們對新權威主義政權的轉型認識是模糊的，對新權威主義政權的發(fā)展歷程及其歷史命運難以把握。理論上的模糊也使得政治精英們的選擇失去了方向，從而使政治變遷顯得撲朔迷離，政治現代化的進程充滿艱難。如何理解新權威主義政權轉型的根本動因，是本書嘗試進行解釋的。關于新權威主義政權的研究在理論上主要有兩個來源：比較研究方法和政治發(fā)展理論，對此本書作了簡單的回顧。此外，這一部分還對研究所注意的幾個方面進行了簡要提示。第二章為概念與理論。對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的概念進行了梳理，并從兩個維度——意識形態(tài)和政權形態(tài)分析了權威主義的表現形態(tài)。第三章分析了新權威主義政權的興起。新權威主義政權是現代化進程的產物，是現代化進程中制度變遷在政治結構體制上的反應，這種反應受到了殖民主義的歷史、前現代化的經濟結構、政治文化傳統(tǒng)等因素的重要影響，同時也受制于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的即時事件的作用。發(fā)展中國家進行了制度容納的嘗試，包括多元民主體制、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體制及寡頭或軍人政權，但大多不成功。在工業(yè)化進程及其帶來的社會、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少數發(fā)展中國家最終選擇了新權威主義體制。第四章分析了新權威主義政權的結構及結構性危機。結構是研究政治的一個關鍵性變量。新權威主義政權內部存在兩種結構：專制結構和同意結構。專制結構主要由行政首腦及行政機構、軍隊、技術官僚和政黨組成。同意結構則由代議機構、利益集團、公共輿論和社會運動組成。新權威主義政權中專制結構和專制權力占據了主導地位，同意結構和同意權力很少或幾乎不發(fā)揮作用，政權主要依靠強制、鎮(zhèn)壓、說服來維持社會秩序和推動經濟增長?，F代化發(fā)展和社會變遷導致新權威主義政權內部的專制結構和同意結構之間形成了一種張力，這種張力是新權威主義政權不穩(wěn)定的根源。新權威主義政權試圖建立各種協(xié)調機制緩解張力，但政權的性質決定了專制結構的地位不可能被取代，從而也就決定了政權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機。第五章圍繞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展開論述。新權威主義政權的結構性危機并不導致其即刻的解體，政權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政權的生存。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有效性來源于其對經濟發(fā)展的推動作用。通過對政治結構與經濟發(fā)展之問關系的考察，本書認為，政治發(fā)展與經濟發(fā)展之間并沒有簡單、直接的邏輯關系，新權威主義政權相對于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取得了較大的經濟發(fā)展成就，不在于其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或政策的合理，而在于政權的能力。經濟績效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政權的合法性，但有效性不等于合法性，現代化發(fā)展到了一定時期，政權的有效性也就無法滿足社會對政權合法性的要求。這種外部因素仍然不能克服政權結構本身內在的結構性危機。第六章描述了新權威主義政權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解體。新權威主義政權的結構性危機在內部和外部因素的推動下終于全面爆發(fā)，在體制上逐步向民主轉型。但是，由于大多數轉型是外部力量的推動或政治精英的主動選擇，因此轉型后面臨著政治體制的鞏固問題。如何鞏固民主體制是新權威主義政權在轉型之后必須應付的重大挑戰(zhàn)。最后一部分分析向民主轉型后的新生民主政權在鞏固民主制度方面的努力，以及這些政權在民主制度鞏固過程中受到的影響因素，包括社會經濟因素、政治傳統(tǒng)、轉型的方式、情境問題以及具體民主制度的選擇等。不同的影響因素對轉型后的民主政權的鞏固產生了不同的作用。盡管有少數國家仍然處于轉型后的動蕩之中，但大多數政權在轉型之后基本上堅持了下來。至今為止，新權威主義政權在民主道路上盡管艱難，但卻始終朝向民豐的目標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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