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代爾曾經在阿爾及利亞長期生活過并也取得了重要的經驗，當時他對地中海國家有關問題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成果，應該說，他在1935年之前對史學的認識已經開始有了變化。巴西的經歷只是使他的學術思想變化更加深刻和更加徹底。具有特別意義的是，費爾南，布羅代爾學術思想發(fā)生變化，從傳統的史學觀轉變到經濟一社會新史學觀，正是發(fā)生在1927一1935年之間。這個轉變是在1934年年底和1935年年初完成的，當他在拉古薩檔案里第一次發(fā)現了整個“16世紀的經濟地中?！?，也就是說，他發(fā)現了在腓力二世統治時期，地中海地區(qū)國家之間所有的外交伎倆，政治或者結盟形式下，掩蓋著商品的買賣以及貨幣和財政的流通等專門的經濟活動。此后，在巴西，政治和經濟不可分的概念在他的腦中迅速形成了。在這個概念中，經濟也是在不斷迅速地組合、改變和分化中發(fā)展的一一所有拉美國家無一例外。在拉美，他能夠從最近的距離來觀察這種現象，從自身的直接經驗中證明在歷史上經濟和社會因素的真正作用。這就幫助他奠定更牢固的基礎，完成向新史學觀的轉變。這種新史學重新分析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意義，提出新的評價。當時在法國，《社會和經濟史年鑒》雜志社的年輕人正在大力推動和倡導這種新史學觀。布羅代爾作為索邦大學的學生，學習歷史時接受的是那種歐洲或者歐洲中心主義史觀?，F在這種觀點也面臨著“分化”。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樣，在阿爾及利亞期間，在逐漸學會以另一種方法，不被人們認可的方法來“觀察”地中海國家時，就開始對那種史學觀提出了質疑，對歐洲中心主義有了新的認識。他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觀察平臺，即從阿爾及利亞和馬格里布地區(qū)出發(fā)，對地中海國家進行了分析，使得他對這一地區(qū)的實際情況有了新的認識和判斷，從地中海的“南岸”來觀察和分析地中海，得到的是對地中海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一般來說，對大多數的歐洲史學家都是陌生的看法，所以費爾南，布羅代爾在第一次與比利時史學家亨利，皮朗直接見面后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他是在1931年到阿爾及利亞進行學術訪問時認識亨利的。他聆聽了亨利發(fā)表的著名的演講，布羅代爾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想法，這就是可能把地中?？醋魇菤v史分析中的“主角”，從而推翻了傳統的論點。根據這種論點，地中海僅僅是歐洲與其P118他地區(qū)的“連接點”和歐洲發(fā)展的補充。這次是巴西推動了世界歷史研究中的這次轉變，重新確立“觀察”的角度和發(fā)展的中心。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明之間的碰撞”，是拉美國家通過巴西造就了布羅代爾的這種觀點，使他能夠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束縛，“另辟蹊徑”，從根本上超越了僅僅從歐洲的立場來看世界的傳統觀念。所以，他能夠把地中海作為一個“自成體系”的世界，“舊世界”中的一個有組織的、起決定作用的中心來開展研究。這是一個嶄新的論點，具有革命意義的觀點。實際上在布羅代爾對地中海研究后的第一本著作中已經暗藏了這個論點。當他把這個論點進一步展開，于是就有了歐洲文明是“兩個歐洲”之間不斷對話的產物這樣一個的觀點。“兩個歐洲”各自存在并相互結合才有了歐洲。于是就有了布羅代爾對世界歷史獨特的看法，即世界歷史是人類長期以來在地球上建立的各種文明的辯證關系的總和。現在，布羅代爾利用20世紀30年代巴西向他提供的材料，繼續(xù)他的學術思想的變革之路，也找到了新的事實和獲得了新的經驗，從而使他發(fā)生新的、深刻的變化。比如說，他作為“文明史”課主講教授應該提出的文明研究分析的參考框架就遲遲不能出臺。用布羅代爾自己的話來說，“文明史”的課程就是為了檢查“人類在時間和空間中所有活動的發(fā)展歷史”。他不得不重新復習關于世界歷史的知識，以便應付文明史課程和講座中需要講清的各個題目，為了講東方史、希臘史、羅馬史，同時又要講19世紀歷史，從伊比利亞歷史的起源講到它的發(fā)現，還要講中世紀的各個階段。從某種意義來說，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為了回答那個時期巴西歷史和生活提出的疑問，聽課的又是一群頭腦靈活，喜歡刨根問底的學生。他們會就學到的所有問題進行討論，從而也迫使布羅代爾“站在所有人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這樣做的結果，是幾乎通過一種自發(fā)的方式，迫使布羅代爾這個將要發(fā)表《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的作者，通過對人類活動的所有記錄耐心而又系統地查閱，形成了一種對歷史問題進行分析和觀察中使用比較方法完全嶄新的、更加全面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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