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齋里的革命》中國的“思想短路”從80年代最后一年至今，似乎還沒有停歇的跡象。從內部產生的“新儒家”，從外部引進的“新馬”，都有文化決定論傾向。兩家學說在符號形式上相距甚遠，一中一西，但就思維方式而言，它們都能共享黑格爾，可以在黑格爾那里找到夸大精神觀念以致首足倒置的共同語言。除此之外，另有兩點也值得同情。一是知識分子的言說是在一個被限定的范圍內伸展，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州只能在被限定的范圍內討論有安全系數(shù)的問題，那一道樊籬不僅封閉外部更為廣闊的真實問題，也影響樊籬內可言說問題的健康發(fā)展。這是一個現(xiàn)實處境。二是知識分子的集體性“阿Q精神”，每當在現(xiàn)實世界中遇挫，尤其是重大慘烈之挫，只能退守書房，要不了多久，反而會對這種被限定的處境產生一種自欺欺人的深度闡釋把自己只能在書桌上處理的符號世界夸大為現(xiàn)實世界的決定性因素，自己不僅不是被限定者，而且還是那個限定者的決定者，是自己的書桌決定著外部世界的走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限制迫使自己退進了書房。這是一個精神病癥。如果說現(xiàn)實處境理應同情，那么精神病癥則可以批評。我稱這種病癥為“書齋里的被動語態(tài)革命”，被動者顛覆主動者，只需在符號上改變語態(tài)，將被動語態(tài)轉換為主動語態(tài)即成。馬克思稱德國古典哲學是德國人只敢在書房里進行法國人在政治上的革命，大致也是這一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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