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格魯派創(chuàng)始人宗喀巴大師是藏傳佛教集大成者,被藏民族尊奉為“第二佛陀”。以他為代表的佛教哲學思想是藏傳佛教思想發(fā)展的新高峰。因之,本書中有關藏傳佛教哲學思想論述的著重點將放在宗喀巴大師的格魯派佛學思想上面,以此展示藏傳佛教思想的個性與特征。我們選擇藏傳佛教作為研究目標的時候,在考慮到上面所提到的“宗教哲學”領域研究的必要性的同時,還想就佛教在西藏古代社會發(fā)生的作用一并加以探討。我們認為佛教以一種外來宗教的形式逐步成為藏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它在表現出佛教傳播成功的同時,也提醒了我們必須注意它在這一漫長過程中與西藏社會結合的種種表現。換句話說,要想深入準確地認識信仰佛教的藏民族和被藏族全民信仰的佛教,必須認真考察這一古老的佛教本土化的歷史進程,把現代藏民族和藏傳佛教的淵源揭示出來。為此,我們在論述佛教西藏化的過程中,始終在每一個階段注意它與當時西藏現實的聯系與磨合、交融與支配。這一點是我們力圖時刻體現的主旨。因此在不同的章節(jié)中對某些內容分別從宗教的、哲學的,或者政治、經濟、民族、社會的不同方面進行多角度的觀察,比如在第四、第五章中就藏傳佛教教派思想加以討論的同時,又分別強調了這些曾經有過政治作為的宗教勢力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其間在論述中力圖反映出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此外,還應當強調,為了與藏族史相區(qū)別,我們把地域范圍局限在今西藏自治區(qū)的范圍內。畢竟,西藏是古代藏族政治、宗教的發(fā)源地,西藏宗教、社會的發(fā)展演變過程更多地體現了藏民族的主體特色。另外,在藏民族的成長過程中幾乎所有的重要事件都集中在今天的西藏境內。為此在西藏周邊的安多、康區(qū)等藏區(qū)就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內了,這需要說明。再有,我們認為佛教在西藏本土化成功,站穩(wěn)腳跟以后,整個西藏的社會制度經歷了從奴隸制瓦解到農奴制產生并取得發(fā)展的過程,它在政治上表現為政教合一體制。在佛教的壓倒性優(yōu)勢中,古代西藏生產力水平和民眾心理狀況均有利于這一制度的建立。這一政教合一制度從萌芽到最終確立也經過了數百年的時間,其發(fā)展過程也非常復雜,直到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甘丹頗章政權才能被視為完全定型。而自此以后,政教合一制度的惰性和保守嚴重遏制了西藏社會近代化的進程,西藏社會的主要矛盾越來越表現為帝國主義入侵導致的中外矛盾,這已經超出了本書所要涉及的內容。因此,我們將論述的下限大致放在西藏格魯派政權建立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