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義理觀之研究

　　學術界對于考據(jù)學風盛行的清代乾嘉時期儒家義理之學存在著種種甚為相異的描述與解釋，本論著之主要目的在于運用關鍵詞所反映的核心觀念的意義類型的統(tǒng)計分析方法來探討清代乾嘉時期儒學的義理觀問題。全書分七章，并附有乾嘉義理學者年表和主要儒學典籍的觀念意義類型分析的句庫。第一章陳述此課題的主要文獻，研究的意義，說明采用關鍵詞的意義類型的統(tǒng)計分析方法的依據(jù)，并對全書的論述結(jié)構(gòu)作簡要提示。第二章先提出用“仁”“理”“氣”“心”“性”五個關鍵詞的意義分析來把握儒學之義理觀的理由，再比較它們在文獻語言學上的意義和在哲學觀念上的意義，確定適用于五個關鍵詞的共同的意義類型；接著選擇用作統(tǒng)計對象的文本；第三步是建立文本分析的句庫，并根據(jù)句庫統(tǒng)計不同時代的文本中五個關鍵詞的意義類型的分布頻度。第三章展示根據(jù)句庫所作之統(tǒng)計分析的部分成果。數(shù)據(jù)庫顯示的統(tǒng)計分析表明：以戴震為代表的學派確實建立了自己的新義理觀，它既不同于“六經(jīng)”、孔、孟，也不同于漢儒，更是批判宋明理學的結(jié)果。統(tǒng)計還表明，乾嘉時期漢學家主要的義理學著作體現(xiàn)的義理觀也不盡相同。第四、第五、第六章將統(tǒng)計結(jié)果與文本分析對應，對戴震提出的新義理觀作比較詳細的解釋，并討論戴震以后這種新義理觀的某些變化，即：凌廷堪的“以禮代理”，阮元的性命說與仁論，以說明新義理觀在乾嘉時期變化的內(nèi)在邏輯。論證在戴震學術思想中經(jīng)世、考證與義理三者之間的內(nèi)在關聯(lián)，認為：戴震通過“六書、九數(shù)、制度、名物”的考證來推尋“六經(jīng)”、孔、孟之道，在提出性與天道的新解釋的基礎上，建立起儒家成德之學的新系統(tǒng)，指出了他所理解的圣人之學同老、莊、釋氏以及宋儒之間存在的性、欲之辨，由無欲、遂欲之辨而來的重行與重知之分辨，由于對性的看法的不同導致重學重禮與“復其初”之分辨等三重分辨；而這個新義理學體系正是戴震所究明的“古今治亂之源”，是他把經(jīng)世作為學術的基本關懷的理論成果。而凌廷堪與戴震對于“性”與“心”的意義的理解存在明顯差別：二者皆是從生而具有的本能、才質(zhì)論性，有時“性”字也表示人的仁義禮智之性；但戴震特別強調(diào)人性中的認知之能，而廷堪全然不如此論述。戴震從心知之能來論心，而廷堪則就其對于具體之事情而生恐懼好惡之情來說心。因此，戴震在否定了作為普遍規(guī)則的“理”之后，用人性中的認知功能，將去蔽求知的對象即指向“實體實事”中的具體的理，以此達到成德的目的。而凌廷堪否定了禮后面的普遍之理及個殊之理，就只能把禮作為道德實踐之中心，也就是“以禮代理”。阮元對于“心”的了解是對戴震、凌廷堪的一種折衷：他對心的悅理義及心知的面相都有涉及；同時也從其對于具體之事情而生七情說心，因此，主張用禮治心。阮元與戴震、凌廷堪都是就生而后的才質(zhì)論性，但阮元完全舍去凌廷堪時有提及的“仁、義、禮、智、信”五性的說法；同時，阮元也提及心知之性。阮元也否定了理作為禮后面的形上價值的地位，也不主張普遍的天理和氣的宇宙論；所以，阮元不再把“仁”理解為 “天地生物之心”，而只能是在人際關系之中體現(xiàn)出來的普遍價值；這是對廷堪禮意論的一個補充，使得“以禮代理”的理論下的仁與禮的關系得到更為融貫的解釋。第七章論述乾嘉新義理觀的時代特征及其局限。從考證、經(jīng)世兩個方面分析乾嘉新義理學的宏觀特征及其在理論上的表現(xiàn)，認為戴震、程瑤田、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乾嘉學者通過對道器、理氣、性命、才情、仁義禮智、忠恕、一貫、經(jīng)權(quán)、克己等基本觀念的疏證、通釋及其古訓的追尋，來表達對自己所感興趣的義理問題的看法，并通過這些看法來表明自己對于人倫日用等現(xiàn)實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乾嘉學術并不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純學術的運動，也并沒有遠離明清之際諸大儒學術經(jīng)世的宗旨，并不是只為學術而學術。最后從戴震等建立起經(jīng)世、考證與義理的內(nèi)在關聯(lián)的論學主張的角度指出乾嘉新義理學的局限。由于全書的分析是建立在五個關鍵詞所代表的核心觀念的不同的意義類型在從儒家經(jīng)傳一直到阮元的著作等二十余種儒學的代表性文獻中出現(xiàn)的頻度統(tǒng)計的計量分析之上的，例句的分析、統(tǒng)計是本研究的經(jīng)驗基礎，故將例句分析作為全書附錄，它是全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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