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戰(zhàn)爭的時代。在這種戰(zhàn)爭的背后,有一種更隱秘的“戰(zhàn)爭”,即諸子之間的激烈論爭。從戰(zhàn)國儒家的角度來看,論爭主要表現為他們對其它學說的批駁。而茍子對諸子的批評更加廣泛。由于其批評更具體且富于理性,因而更像是論辯(尤其對墨家)。在論辯中,他建立了一個低于儒家立場的價值平臺,試圖從這個非獨斷性的平臺出發(fā),通過一種更為對等的“討論”,最終達成在觀念上維護日漸衰落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禮)的目的。茍子的特別之處在于,他不再信任理想化的說教方式,不相信人們會出于對“善”的渴望而自愿服從“好”的生活原則。正是這種對現實人性頗具悲觀色彩的理解,使得茍子認為:較之直接灌輸“真理”,勸導或誘導是更為有效的方式。正是因此,不可能將《茍子》一書理解為純粹意義上的思想著作。這部作品具有勸說的性質,其著者特殊的寫作目的,也使得它不大可能是一部思想獨自,而明顯是一種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