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美國外交政策就成為世人關注的議題，而影響美國外交決策的各種因素，包括政治思潮也由此進入學術界的研究視野。學術界對美國自由主義外交理念和行為的研究已多有涉及，相形之下，對保守主義特別是新保守主義外交影響的研究卻顯得落后許多，這或許是因為新保守主義的年輕和獨特而使自身既不易引人注意又難以為人理解所致。但盡管如此，新保守主義卻具有不容忽視的活動能量。在其短短幾十年的歷史中，它已經兩度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本書立論的重點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及其外交影響。在結構安排上，本書從新保守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出發(fā)，以它和自由主義及保守主義的關系為切人點，對新保守主義的興衰流變、基本思想和主張及其對美國外交，特別是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在理論運用上，本書以民主和平論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為分析框架，突出了新保守主義道義和實力兩手并重的外交理念。在研究方法上，本書采用了歷史的、哲學的和政治學的方法進行研究，映襯出新保守主義的歷史底蘊和政治哲學內涵。新保守主義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國保守主義陣營的一支新生力量。從外延上看，它是以新保守派為代表的一種政治思潮，是新保守派對60—70年代美國政治發(fā)展趨勢的思想反映。從內涵上看，它最初從自由主義起家，卻以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自然正當”學說為哲學基礎。在其理論形態(tài)的建構過程中，新保守主義吸收了古典自由主義和傳統(tǒng)保守主義的思想內核。新保守主義在思想淵源上的雙重性使它總體上比傳統(tǒng)保守主義顯得“左”，而與自由主義相比卻又顯得“右”。具體表現是，它在國內事務中堅持傾向保守的觀點，信奉古典自由主義基本原則，同時主張實行有限的社會福利政策。在外交政策上，新保守主義信奉民主和平論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教條。它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在國際事務中注重意識形態(tài)因素，推崇美國制度和價值觀的優(yōu)越性，主張積極推廣美國式自由、民主和人權，強調充分運用美國的實力優(yōu)勢處理對外關系和對付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挑戰(zhàn)，要求實現和維護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在“9·11”事件發(fā)生后，新保守主義挾天時、地利、人和之勢，提出了對恐怖主義組織和尋求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實施“先發(fā)制人”打擊的方針，以及對“無賴”國家進行“政權更迭”的理念。作為一種政治思潮，新保守主義在其歷史發(fā)展過程中跌宕起伏，一波三折。60一70年代，新保守主義從自由主義倒戈，轉向保守陣營，并在當時的政策辯論中嶄露頭角。80年代里根執(zhí)政時期，一批新保守派人士加入了里根政府，得以把他們的外交理念變成政策實踐，從而使新保守主義名震當時。冷戰(zhàn)結束后，新保守主義一度陷入低潮。但是，世紀之交，喬治·W·布什政府的上臺為新保守主義提供了東山再起、重整旗鼓的機會，“9·11”事件的發(fā)生更是使它的政策主張大行其道。布什政府與新保守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上具有共通性，這使得新保守主義主導布什政府的戰(zhàn)略思維和政策選擇成為可能?！?·11”后，這種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現實。事實上，正是在體制內外的新保守派的共同影響下，布什政府在21世紀初掀起了一場外交“革命”——美國的安全戰(zhàn)略由奉行長達50年之久的威懾與遏制轉變成先發(fā)制人。新保守主義影響布什外交的典型表現是，美國不僅對伊拉克發(fā)動了先發(fā)制人和促使伊政權更迭的戰(zhàn)爭，而且以伊拉克為起點推行改造中東的民主試驗。同時，布什政府一度在對華政策上倒退，造成中美關系的緊張和不穩(wěn)定。2003年3月爆發(fā)的伊拉克戰(zhàn)爭是新保守主義對布什外交的影響達到頂點的標志，新保守派的意識形態(tài)煽惑及其在布什外交決策程序上的推動對美國一意孤行地走向戰(zhàn)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新保守主義一時的風光卻不能掩蓋它同時面臨諸多挑戰(zhàn)的事實。從社會力量、經濟資源、外交壓力和國際格局來看，新保守主義要想真正打贏“觀念之戰(zhàn)”仍然是“任重道遠”。就當前而言，伊拉克戰(zhàn)爭對新保守主義既是一把雙刃劍，也是一塊試金石。伊拉克重建的成敗得失將直接決定新保守主義的影響限度和發(fā)展前景。伊拉克民主建制若遭到失敗，新保守主義將難免信譽掃地。因此，集中和辯證地看，伊拉克戰(zhàn)爭既是新保守主義對冷戰(zhàn)后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達到頂點的標志，也很可能是它盛極而衰、從波峰跌向谷底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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