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

　　本書材料豐富扎實，顯示著者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開拓園地的業(yè)績。如他對于數(shù)量眾多的宋代詩話，較早就進行了全面的整理考訂，其數(shù)十萬字的《宋詩話輯佚》一九三九年即由哈佛燕京學社印行出版。本書中關于宋代詩話、詩論的翔實敘述與細致分析，即建立在這種扎實的資料工作上面。郭先生對文學批評史中的不少重要對象，都下過深入的考訂詮釋功夫，如社甫、元好問的論詩絕句、嚴羽的《滄浪詩話》等，建國后均有箋注問世，但其工作則大抵開始于二三十年代。對于每一個批評家，他不滿足于引用一些習見的材料，而是認真檢閱其全部著作，搜找出有關篇章，這種披沙揀金的工作，不但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還需要不怕艱難枯燥的毅力來支持。對于每一個批評家，他在通讀大量材料，獲得了較全面深入的認識以后才下筆，一個批評家的重要觀點是什么，哪些文字表現(xiàn)了重要觀點，他都經過慎重考慮，然后進行論述，因而顯示出在運用、分析材料方面具有很深厚的功力。在這方面，郭先生可說是繼承、發(fā)揚了清代學者黃宗羲、全祖望認真編撰《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的精神。本書在史的敘述與論斷方面，也很有識見和特色。本書自序指出，著者對于古人的文學理論，注意客觀地“說明他的主張和所以致此的緣故”。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歷史研究工作者所應具有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態(tài)度，郭著在這方面是一個良好榜樣。著者在論述一些批評現(xiàn)象時，往往在縱向上注意前后的繼承發(fā)展關系，在橫向上注意同時代文論的相互影響關系，在涉及背景時又注意說明文論與文學創(chuàng)作、哲學思想的關系，凡此等等，使讀者獲得鮮明的歷史線索和圖景，而不僅是按時代先后排列的代表性文論的輯錄。著者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自周、秦至南北朝，為文學觀念的演進期，此期文學觀念由含混趨向明晰（即人們逐步注意把文學作品與應用文、學術文區(qū)別開來），重視文學的新變。二是隋、唐、北、宋時期，文學觀念由明晰趨向含混（即不重視文學作品與應用文、學術文的區(qū)別），重視文學的復古，但在復古中仍有變化發(fā)展。三是南宋到清代，此期特點是在前此兩期的批評基礎上加以發(fā)揮、補充、調和融合，新見較少，但談的較有系統(tǒng)，名之日文學批評的完成期（參見本書自序）。這是對中國古代長時期文學批評的宏觀概括，顯示出著者在理論探索上的勇氣。這一概括固然不能說完全恰當，但著者以古代的文論（包括賦論）、詩論為概括對象，也自有其合理性。于前兩個時期，著者對一些重要的文學批評問題，特別是一些重要的概念術語，如文、文學、文章、文筆、音律、神、氣、道等，注意細致的辨析，以顯示文學觀念的演進與反復；于第三時期，由于這些概念術語所顯示的文學觀念已無大變化，而批評家及其著作則數(shù)量眾多，因而把論述重點放在批評家及其流派方面（參見本書下冊第一篇總論）。這種做法，也有其獨到之處。

　　郭紹虞，1893年生于蘇州，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學家、語言學家、書法家。“五四”運動前郭紹虞先生就發(fā)表了我國第一部的《中國體育史》及《戰(zhàn)國策詳注》等專著。“五四”運動期間加入新潮社，并任《晨報》特約撰稿員，發(fā)表過《勞動問題起源》、《馬克思年表》等進步詩文譯作。1921年和茅盾、鄭振鐸、葉圣陶等共同創(chuàng)立了文學研究會，為我國新文化運動做出積極貢獻。郭紹虞先生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先后在福州協(xié)和大學、開封中州大學、武昌中山大學、北京燕京大學、上海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校任教。學海揚帆，七十春秋，為祖國和人民培養(yǎng)了大批專業(yè)人才。在大學執(zhí)教過程中，郭紹虞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國古典文學、中國文學批評史、漢語語法修辭等學科的理論研究，撰寫了《中國文學批評史》、《滄浪詩話校釋》、《宋詩話考》、《語文通論》、《語文通論續(xù)編》、《漢語語法修辭新探》等二十多部著作，主編了《中國歷代文論選》、《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清詩話續(xù)編》等著作，特別是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為建立系統(tǒng)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崇高聲譽。郭紹虞先生在書法藝術和書法理論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和成就。1984年6月，郭紹虞先生逝世，享年九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