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翻譯最為動人的一面,在于這種寫作比諸詩歌寫作,是一種更為純粹的詩歌寫作。一個詩歌譯者相遇一個詩歌作者,要比一個詩歌作者相遇一個知音讀者,更是一件會心的事情。如果閱讀對話于作品,翻譯則不僅抵及作品之志,更從其志(那并不是被映照和激發(fā)的譯者之志嗎?)而以另一母語思索和詠言。鐘子期靠他混合著感受力和理解力的創(chuàng)意耳朵再現伯牙的表達;詩歌譯者卻要用自己的樂器親證、實踐和重新演繹詩歌作者曾經奏弄的那一曲。一首詩的寫作,對于詩人而言甚至是被動的。所謂詩歌書寫詩人,是其一端;詩人寫作動機的千頭萬緒,那些羼入其寫作的種種非詩因素,可以是又一端。比較起來,詩歌翻譯要主動得多。那種主動性,首先是譯者對于詩人及其詩篇的選擇。盡管,仿佛是那個已經完成了的詩人及其詩打動了譯者,實則呢,杜鵑的啼鳴被如何感想,被翻譯為“布谷”還是“子規(guī)”或別的什么,都要由那個譯者說了算。就是說,譬如,張棗、陳東飚和我翻譯和編輯華萊士·史蒂文斯這部詩文集,固然如本書序中所言,因為“詩人心智之豐滿穩(wěn)密,處理手法之機敏玄妙,造境之美麗,令人艷羨和折服?!比欢P鍵是,我們發(fā)現了史蒂文斯用英文抒寫的他那些詩篇成長于漢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為關鍵的,我們發(fā)現了變奏他的詩歌,從而變奏漢語及我們自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