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一直是自古以來熔鑄文人學者的兩大途徑。其最具典型性的便是三代以下第一作者司馬遷,他從十歲開始讀《左傳》、《國語》、《世本》和儒家諸經典;二十歲就周游江浙、兩湖、魯豫、四川的名山大川。訪求遺佚,搜集口碑。后世文人學者多奉為圭臬。有唐柳宗元以撰寫游記著稱于唐宋八家,所寫《永州八記》刻畫唐代湖南零陵優(yōu)美山水,竹木怪石,久稱古今名篇。明人徐霞客跋山涉水,攀懸崖,登絕頂,考察自然與人文現象,窮一生精力,撰成舉世馳名之杰作《徐霞客游記》,熠熠發(fā)光于中華文化之寶庫。近之如清代,游記之作,所在多有。如清初古文名家宋犖與汪琬各有一篇同名《游姑蘇臺記》的游記,描繪蘇州城外姑蘇山上姑蘇臺山水情景,宋文并引入汪文寫景片段,比讀之下,汪文于情以似略勝宋文一籌。乾隆時詩人沈德潛有《雨中游虞山記》一文,是一篇情景交融的好游記,作者始而寫兩過其山而未登的憾意,繼而寫某次雨中登臨,又未能盡探幽邃,而感到心甚怏怏,終而發(fā)抒對世事的感慨說:“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輒盡者,始焉欣欣,繼焉索索,欲求余味而不可得;而得之甚艱,且得半止者,轉使人有無窮之思也。噫嘻!豈獨尋山也哉!”晚清時期,中國處在一個歷史轉型期,有人開始動念走向世界。我的一位鄉(xiāng)前輩單士厘女士于1903年從日本經朝鮮,中國東北、西伯利亞,至歐俄。歷時80日,寫成了中國第一部女子出國游記———《癸卯旅行記》,介紹所見所聞,不僅量其風物,更對時事感到憂慮與憤懣,充分反映20世紀初一位封建時代女性的遠見卓識。1910年,她又寫出一部名為《歸潛記》的游記,記其在意大利的見聞和她對中西文化交流的看法,更借猶太人在意大利的屈辱慘狀,以啟迪國人對國事日衰的警覺,體現了游記中的文化內涵。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國進入政通人和,文化繁榮的時期,文人學者漸漸擺脫自我封閉狀態(tài),不僅國內時有學術研討,甚且越洋交流,亦非罕見。所到之地,往往將見聞形諸筆墨,于是游記之作時見報刊,而自藏于篋者尤不可勝數。從此,海內外一地之歷史沿革、山川風光、民情習俗,名勝遺跡,以及民眾之精神素質、文明程度等等,大都見諸文字,斯情斯景,宛在眼前,幾于目不暇接。文化內涵更見深厚,中西文化之溝通,日益暢達。不論古今,凡出于文人學者之手的這些游記,不僅使人廣其見聞,更重要的還能以作者對人文意識的詮釋,起到了發(fā)揮人們追索知識和開拓思路的效能。也引發(fā)我對這些文化游記的關愛和思考。能親臨海內外勝地,并寫出文化游記的人,終究是少數,更多的人雖有此要求與愿望,但一則限于精力,二則限于財力,三則限于時間,無法實現自己的向往,于是只好通過圖像和文字來滿足自己的文化要求。我曾把這種文化享受稱之為“臥游”,所謂“臥游”,并非實指,而是借指一種消閑模式,偎在被窩里,仰攤在老板椅上,斜靠著羊皮沙發(fā)的扶手,歪躺在被垛上……都屬于“臥游”的范疇;但許多文化游記,多散刊在各處,搜尋困難。因此我曾設想如能選輯一批出于文人學者之手,具有文化內涵的游記于一編,提供給那些或年高體衰者,或公私繁忙者,或阮囊羞澀者作“臥游”之需,豈不甚好?幾年前,我和忘年摯友韓小蕙女士曾編過一套《當代文化游記》,含域內域外各一冊,為多人一集,頗得同好贊許,惟所收篇什較少,時思增益擴編。去年冬日,岳麓書社曾主陶社長告知,該社擬組編一套文人學者走天下的游記性叢書,內容不只描寫自然景物,還應有人文內涵,并打破學者作家界限,各成專集。我被邀加盟,甚感愉悅,乃匯集舊有拙文數十篇,成一小集。各篇插入相應圖片,庶看圖文,益增情趣。既記錄平生游蹤,又可備臥游者瀏覽,豈不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