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融人的學術新成果,大體可分兩類,即新的研究論著和新刊布的資料。舉例言之,研究論著方面,如閻步克先生的官僚政治研究、王明珂先生的邊疆民族研究、黃曉芬先生的漢墓考古學研究,等等;研究論文方面,如陳昭容先生的秦“書同文字”新探、陳勇先生的“涼州三明”論、邢義田先生的“驪軒城”再探,等等;研究譯著(文)方面,如余英時先生的《漢代貿易與擴張》、富谷至先生的《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渡邊信一郎先生的《漢代國家的社會性勞動的編制》,等等。這些論著,代表著相關領域研究之成果或方向,對深化秦漢歷史的認識大有裨益。新刊布的資料方面,出土簡牘與考古發(fā)現是其大宗。除張家山漢簡外,如尹灣漢簡、里耶秦簡、虎溪山漢簡、走馬樓東漢簡等,凡有益于秦漢史者,皆酌加采擇。尤其是張家山漢簡,涉及法律、政治、經濟諸方面,故在本書不同篇章中多有論及。譬如,“戶芻”一事,傳世文獻不載,張家山漢簡《田律》有之,鳳凰山漢簡中的“戶芻”問題,因此得以解答??脊虐l(fā)現如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之發(fā)掘,有助于深化中西交通及文化交流研究;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村落遺址,作為國內首次發(fā)現的漢代村落遺址,對認識漢人的住居、生產及生活,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此外,對于一些至今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成果,盡管其不屬于近年的新論著、新成果,本書亦酌加采錄。比如,在討論東漢后期地方政權與大姓關系時,學界多采納唐長孺先生的論斷;邢義田先生對東漢孝廉家世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深化這一問題的研究,卻很少受大陸學界的重視。又如,在討論西漢選舉時,察舉制度向來受到推崇,其他則很少顧及;根據廖伯源先生對尹灣漢簡的研究,以功升遷的重要性并不遜于察舉,西漢時尤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