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個發(fā)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有一些時間關節(jié) 點，不僅本身絢麗多姿，而且貫穿整個發(fā)展過程，甚至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嘉祐二年貢舉就是這樣一個時間關節(jié) 點。如果說有宋三百年以科舉得人最盛，那么嘉祐二年（1057）的貢舉則尤為突出。 從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至三月五日宋仁宗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得章 衡以下三百八十八人；六日試諸科，得九經單至誠以下三百八十九人；七日，試特奏名進士，得張應以下一百二十二人徐松等《宋會要輯稿》選舉七之一七，中華書局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本。各書所載具體數字不盡相同，但大體相近。。短短兩個月，各科共錄取八百九十九人。特別是進士科的三百八十八人，多為北宋各個領域的代表人物，可說是北宋文星璀璨的兩個月。 北宋文學的繁榮主要集中在兩“祐”時期。一為嘉祐，北宋詩文革新的代表人物歐陽修是嘉祐二年貢舉的主考官，宋代詩風的主要奠基者梅堯臣是點檢試卷官；二為元祐，元祐時期的文壇領袖蘇軾亦于此科進士及第，因此嘉祐二年貢舉實際涵蓋了元祐時期文壇的代表人物。所謂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嘉祐二年貢舉時，均在京城，其中四大家都與這次貢舉有關，歐陽修權知貢舉，曾鞏與蘇軾兄弟均于此科進士及第。蘇洵因送二子應試也在京城，他因屢試不第，早已“絕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學術”《嘉祐集箋注》卷一三《上韓丞相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王安石為慶歷二年（1042）進士，當時在京任群牧判官，與這次科舉考試沒有直接關系。但熙寧、元豐年間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鄧綰、王韶、呂惠卿、林希、曾布等變法派人物，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蘇軾兄弟，宋代理學的奠基者張載、程顥，政治傾向不太明顯而在文壇上獨樹一幟的曾鞏及妹夫王補之、門人王回、王向兄弟，均于此科及第。因此可以說，北宋政治界、思想界、文學界的各種代表人物都在這兩個月中閃閃發(fā)光，嶄露崢嶸。在一定意義上說，研究嘉祐二年貢舉，也就研究了北宋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 本書分為十二章，第一章總論宋代科舉與嘉祐二年貢舉的特點，著重論述歐陽修打擊太學體對宋代文風形成的影響。第二章至第五章論嘉祐二年貢舉的考官多為仁宗朝的文化精英，包括權知貢舉歐陽修，點檢試卷官梅堯臣（其地位雖低，但他在詩壇的地位及其在這次貢舉中的作用幾乎可與歐陽修媲美），權同知貢舉王珪、梅摯、韓絳、范鎮(zhèn)以及其他具體組織工作者。第六章至第十一章論述嘉祐二年進士多為神宗、哲宗兩朝的精英。各科及第者近九百人，不可能一一論述，而且有些人的事跡已湮滅無傳，也不可能一一論述。因此，著重論述榜首章衡及其家族；其下依次述變法派代表人物鄧綰、王韶、呂惠卿、林希、張璪，因為嘉祐二年進士的代表人物幾乎都卷入了變法派與反變法派的斗爭；曾鞏、曾布及其家族門人；理學家張載、程顥及關中諸呂（呂大鈞亦于是科及第）；反變法的蘇軾兄弟及其家族、友生；最后對其他一些嘉祐二年及第而不便歸類或正史無傳者，盡可能作一些考述。第十二章為結語，論嘉祐二年貢舉群星璀璨的原因及其影響。 嘉祐二年貢舉充分體現了宋代文化與宋代文學的地域性、家族性。為了說明這一特點，本書不限于論述嘉祐二年貢舉的考官和進士，還將連帶論及與他們有關的家族、門生和鄉(xiāng)人，以展現嘉祐二年貢舉不僅群星璀璨，而且光芒四射。 本書所論，諸書記載有歧異者，均擇善而從。無旁證資料可資考訂者，則并存諸說。一般只書結論，不作具體考證。資料出處，第一次出現時詳注，含作者、書名、卷次、版本諸項，再次出現一般只隨文括注卷次，有前集、后集、續(xù)集者加注集名。本書數字，除公元紀年、頁碼外，均用中文數字，不用阿拉伯數字，特別是引文。所注版本，不用書名號，如作四庫全書本，不作《四庫全書》本；作說郛本，不作《說郛》本；作大藏經本，不作《大藏經》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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