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與徐悲鴻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都是名流，但應該講兩人各屬不同的專業(yè)和文化圈子，也各有不同的政治結局。徐悲鴻自1928年回國就一直站據中國美術教育與名氣榜的主流高位，雖一度與國民政府的一些高官（如張道藩，甚至蔣介石）不和，但在上層還是極有政治人脈的一位畫家（與朱家驊，尤其與桂系的李濟深、李宗仁過從甚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徐悲鴻更是得到中共高層的極高禮遇，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和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坐上了中國美術界最高權力的位子。相比之下，新中國后，徐志摩其名其作則是一落千丈，成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文人，當然徐悲鴻從感情上政治上也排斥了徐志摩。人是死掉了20年，依然遭到了新文藝的政治封殺和批判，徐志摩的詩文長時期里在中國大陸不能出版和閱讀；陸小曼也跟著受冷落。徐志摩幸得有個昔日的北大學生陳毅在上海做市長，究竟對老師念舊，才得以關照了陸小曼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和上海文史館安排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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