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東京

     一觸即發(fā)的東京電車報紙的讀者來信專欄，有時比報導版面更清楚地反映出社會的風氣來。最近《朝日新聞》東京版的讀者來信欄“聲音”里，連續(xù)出現了憂慮公共交通工具上乘客之間關系日趨惡化的文章。
    其中一篇是六十歲，住在東京調布市的照相館老板寫的。有一天晚上十點半左右，他看到了如下的情景：在私營鐵路車廂里，有四個年輕人霸占優(yōu)先席(博愛座)。其中二十歲上下的女性更熱中于打手機簡訊。日本的各家鐵路公司規(guī)定：在車上不可以用手機講話，免得造成噪音；在優(yōu)先席附近，應該關掉手機電源，免得手機發(fā)出的電波干擾心臟病人使用的起搏器運轉。顯而易見，年輕女孩違反了鐵路公司的規(guī)定。那時候，站在優(yōu)先席前面，看來六十多歲的一位老先生提醒她說：“在這里，應該關掉手機的?！笨墒?，女孩沒有反應，仍舊看著手機畫面。老先生跟她說了幾次話。誰料到，她忽然發(fā)起火來大聲喊：“住口！”坐在她旁邊的小伙子也說：“用手機有什么不對？”開始跟老先生爭論了。這回，亦坐在優(yōu)先席、穿著西裝的年輕男性都大聲罵起老先生說：“你就是太煩人了！”從稍遠一點的地方，兩個年輕醉漢也大喊：“手機無罪！”總而言之，前后十來分鐘，老先生都處于四面楚歌狀態(tài)。最后，有個三十多歲的男性乘客出面講道理，為老先生解了圍。這期間，造成事端的女孩一直在打簡訊，似乎周圍什么都沒有發(fā)生一樣。
    寫信給報紙的照相館老板顯然一直在附近旁觀，卻不敢給老先生幫忙。事情結束后，他走過去跟老先生說：“你會遭毆打呢?！睂Ψ焦徽f：“已經有兩次了。”原來老先生是大學教員，從職業(yè)責任感出發(fā)，對年輕人的越軌行為無法置之不問。信最后寫道：“過去兩周里，我碰到了兩次類似的事件。除非趕快采取措施，不然后果會非常嚴重?！睎|京電車乘客缺乏公共禮節(jié)，并不是最近才發(fā)生的情況。有一次，我被臺灣朋友問及“東京人為什么在車上不讓座給老者呢？”而羞愧得臉都紅了。如果大家都懂禮節(jié)，其實根本不需要設定什么優(yōu)先席的?？墒?，既然設定了優(yōu)先席，在玻璃窗戶上也貼了標志，連座位的顏色都換過了，但很多乘客還是視而不見。所謂“老弱婦孺”在東京上車，一般不會有愉快的經驗，因為車里的優(yōu)先席往往被看樣子年輕健康的乘客們霸占，他們要么裝睡覺，或者一直看著手機畫面，總之不會站起來讓座的?！冻招侣劇返摹奥曇簟睓诳堑牧硪黄獊硇牛褪潜е牌邆€月大的嬰兒上了東京地鐵的年輕母親，訴說在優(yōu)先席前面感到的無奈。
    為全體日本人的名譽，我要趕緊加一句話：到了日本其他城市，車上的氣氛就會很不一樣的。比如說在全國第二大都會大阪，在車上讓座給孕婦、小孩是挺正常的行為。在那兒，公共交通上仍舊有小地方一般的人情味。不過，這也不是說大阪人全體都文明禮貌。因為女性乘客們訴說電車上常遇到癡漢(色情狂)，大阪的鐵路公司領先全國而開設了“女性專用車”。
    在早晚的上下班時間，把一節(jié)車廂設為向女性乘客開放的“女性專用車”，東京的各家鐵路公司近幾年也陸續(xù)采用了。但是，在風氣惡劣的社會里，連“女性專用車”都會殺氣騰騰。住在東京足立區(qū)的四十五歲家庭主婦，在投給“聲音”欄的文章中寫道：有一個晚上九點多，她帶著殘障先生上了電車。他右半身麻痹，用拐杖走路。夫妻倆上了車，就有個年輕女性發(fā)怒道：“這兒是女性專用車呀！”家庭主婦馬上發(fā)覺自己犯了錯誤，說：“我們就在下一站下?！钡珜Ψ浇^不肯饒，還堅持說：“換車廂吧！”可是，在晃動的電車上，扶著行動不便的丈夫，走兩節(jié)車廂間的通道談何容易。他們好不容易到了旁邊一節(jié)車廂時，車已經到下一站了。
     東京的電車，難道已經成了弱肉強食的野生動物世界？ 網吧難民每晚九點四十五分，健治離開東京繁華區(qū)的快餐廳，先到附近的火車站打開投幣式寄存柜拿出個大背包，然后去隔壁大廈三樓的網吧。那里晚上十點開始進入“過夜”時段，只要付一千五百八十日元就能待到第二天早晨八點鐘。
    東京的網吧，越來越多是單間式的。以健治常來的這一家為例，總面積的八成被眾多的單間占領，其他二成則是柜臺、飲料吧、洗手間等等的公共區(qū)。白天也有很多學生、上班族來休息或玩游戲，可是晚上的客人更多了。一部分是出來喝酒跳舞以后，錯過了末班車的，其他則是跟他一樣，無家可歸的網吧難民。
    直到一個月前，健治還在東京郊區(qū)租賃小公寓。雖說是只有一間才十坪坪，日本面積單位。一坪約等于三點三平方米?！幷叩男》孔?，但是具備廚房和衛(wèi)浴，住起來夠舒服。自從他大學畢業(yè)，在那兒住了整整十年。想到這一點，他稍微覺得目眩；轉眼之間，十年時光白白地過去了。
    一九九六年走上社會，對戰(zhàn)后的日本人而言，算是相當倒霉的。八十年代的泡沫經濟破滅以后進入的蕭條期，九六、九七年落到谷底。大銀行陸續(xù)倒閉的日子，剛大學畢業(yè)的年輕人就業(yè)的機會非常少。何況像健治那樣從二流學校出來的。在他同學當中，占到正式職位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好在年輕力壯，健治跟多數朋友一樣，做各種各樣的臨時工作熬過來了。他當過便利店的售貨員，做過影片出租店的服務員，站過漢堡店的柜臺，也在連鎖快餐廳端過盤子。這實在是特別奇怪的年代，正式的職位好難找的同時，到處都有臨時的工作。無論做什么，一小時的工錢大約九百日元，做七個小時就有六千三百，乘以一周五天則是三萬一千五百，月薪大約十三萬。付了六萬五的房租以及水電瓦斯費以后，剩下來的錢沒多少。這些年，他雖然沒挨過餓，但是從來沒去旅行過，更不用說交女朋友了。
    電視新聞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國家經濟終于復蘇，大學畢業(yè)生的就業(yè)率有明顯的改善。怪不得，健治去打工的地方，比他年紀小的正式職員多起來了。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卻一點也沒改善。做了十多種的臨時工作，沒給他帶來任何專業(yè)技術或者能在履歷表上炫耀的職業(yè)經歷。健治逐漸感到疲倦，真不愿意再為一份臨時工作而參加面試，被比自己年輕的職員問道：“為什么一直沒有正式就業(yè)？”于是，幾個月前，他到人才派遣公司報名去了。這樣子，再也不用參加面試了；公司猶如月下老人一般，幫他找合適的工作。每隔幾天，公司就會發(fā)來一條簡訊，注明工作內容、地點、時間和工錢。只要他發(fā)回同意信，等于訂了合約。從第二天起，他直接到現場去做事。都是極為單純的體力勞動，如在火車站發(fā)傳單啦，在倉庫里把罐頭飲料從大盒子改裝到小盒子啦，他要么單獨，要么和其他臨時工在一起，默默地完成當天的任務以后回家。工錢則于月底由人才派遣公司匯進銀行戶頭來。
    這種打工形式，日本媒體叫做“手機派遣”。用的是手機這樣的高科技通訊手段，但是健治他們的勞動條件，其實跟過去的日工一樣惡劣而不穩(wěn)定。人才派遣公司在中間抽掉的代理費也往往高達百分之五十。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