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組織上分配我到即將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經提出要求到新聞部門工作,當一名新聞記者。我希望采訪上海工人的生活和斗爭。因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學讀過書,工作過一段時間;四十年代后期,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也在上海工作過一段時間;可以說對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對上海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時間以后,能寫一部描寫上海工人斗爭生活的長篇小說,以反映上海的變化,而上海是中國的縮影,既可以看到她的過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來。我的要求沒有批準,組織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我們一批南下干部乘了一列專車(當時北平和南京還沒有正式通車,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雖然挽留我們多在南京停留幾天,但我們這批干部要隨大軍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這時,中共中央華東局和第三野戰(zhàn)軍司令部都住在丹陽。我們趕到丹陽的時候,第三野戰(zhàn)軍已經包圍了上海,國民黨反動軍隊成了甕中之鱉,只等中央一聲令下,隨時就可以解放上海。華東局正在進行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要配備和訓練接管干部。我向華東局報到以后,組織上立即找我談話,分配我到即將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