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晟府及其樂詞通考

　　大晟府是宋徽宗朝用來建構(gòu)“一代之樂”與管理日常用樂的機構(gòu)。按大晟之“晟”含有火德熾盛之義?！队営炿s錄》：“晟音盛，明也，熾也?！纬瘶访弧洞箨伞??！盵1]《大晟樂書》：“大樂之名則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之時，恢擴規(guī)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yè)，永觀厥成。樂名《大晟》，不亦宜乎？”[2]宋以“火德”興，而蔡京又倡“豐亨豫大”之說，故以“大晟”名樂。除“乘火德之運”外，還含有“恢擴規(guī)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yè)，永觀厥成”一層意思，故“大晟”本身亦有集大成之意。大晟樂的制作，是有感于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以及“聲韻淆雜”（《宋史·樂志三》）而發(fā)的。所謂大樂之制“訛繆殘闕”，是指黍律“失之太高”及大樂闕徵、角二調(diào)而言。因徵聲五行屬火，宋以“火德”興，故徵聲不可闕，而北宋多次制樂都未及補“徵聲”，此為殘闕之義。又北宋多次制樂均以“黍律”為準，或下王樸樂三律，或下二律，或下一律，互相非議，無有一定，此為訛繆之義。所謂“太常樂器弊壞”，是指北宋雖多次改樂而樂器“竟復舊制”（《宋史·樂志一》）及“遂擇諸家可用者”（《宋朝事實》卷一四）而言。所謂“聲韻淆雜”，則指新舊樂并用及天下州縣、鈞容直、教坊各自用律的情況而言。于是，承北宋歷次改作之遺業(yè)，秉徽宗“功成作樂”之侈心，揚蔡京“豐亨豫大”之時論，改制大樂成為時代共識，“一代之樂”由此應運而生。但在實際上，大晟樂制作乃承北宋歷次音樂改作之遺業(yè)。北宋大樂六次改作到徽宗朝方告一段落，大晟樂實質(zhì)仍是因襲北宋歷次音樂改作的成果而略事修飾，不過是假借“帝指”而塞群儒之口而已（《宋史·樂志一》）。《宋史·樂志三》指出魏漢津“指律”有阮逸參與討論，并吸收過范鎮(zhèn)樂的所長[3]。盡管“魏漢津樂”剽竊范鎮(zhèn)之說并不可信，但是，后來經(jīng)過劉昺、劉詵、彭幾等人加以增改的大晟樂，確實是北宋樂議集大成形態(tài)的產(chǎn)物，這是毋庸置疑的。

　　張春義，男，江西宜春人。1967年11月5日生，2003年6月獲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2009年11月晉升為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研究方向為唐宋詩詞與宋代文史，為中國詞學會理事，現(xiàn)任教于嘉興學院文法學院中文系。主持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各1項，主持完成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重點課題2項，出版過《宋詞與理學》、《大晟樂府年譜匯考》等學術(shù)專著，并在《文學遺產(chǎn)》等刊物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