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游戲者

　　一個較我們時代更為樂觀的時代曾大膽地把我們?nèi)祟惙Q為“理性者”（Homo Sapiens）。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已認識到，我們并不像18世紀認為的那樣如此有理性，那個世紀崇拜理性而且具有一種天真的樂觀精神；現(xiàn)代時尚則傾向于把我們?nèi)祟惙Q為“制作者”（Homo Faber）。但是，盡管“制作者”不如“理性者”那樣曖昧含糊，然而，它作為人所專有的稱謂甚至更不恰當，因為許多動物也是制作者。還有一種第三功能，可適用于人和動物的生活并且具重要性不亞于推理和制作，這種功能就是游戲。在我看來，“人是游戲者”（Homo Ludens）僅次于“人是制作者”，或許與“人是理性者”處于同一層次，有權在我們的術語中取得一席之地。 把一切人類活動稱為“游戲”，這是古代的智慧，但也是一種有點廉價的智慧。那些樂于滿足于這類形而上學結論的人不應閱讀本書。然而，我們也沒有理由不認為游戲是世界生命和行為中突出和高度重要的因素。很多年來，我已形成這樣一種信念，即文明是在游戲中并作為游戲而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的。這一看法可追溯到我1903年以來的著述。我把它作為1933年我任萊頓大學校長時所作的年度演講的主題，并在其后也作為蘇黎世、維也納和倫敦演講的主題，最后那次演講的題目是：文化的游戲因素（The Play Element of Culture）。每次演講，我的主持人都把它改成“文化中的游戲因素”（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而每次我都表示了異議并堅持使用所有格形式，因為我的目的不是要確定游戲在所有其他文化表現(xiàn)中的地位，而是要查明文化本身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具有游戲的特征。眼下這個詳細研究的目的是要力圖把游戲的概念整合到文化的概念中去。因此游戲在此不應作為生物現(xiàn)象而應作為文化現(xiàn)象來理解。這是從歷史的角度而不是從科學的角度來加以探求的。讀者將看到，我對游戲幾乎不作心理學的解釋，無論這種解釋是何等重要，同時，我也很少使用人類學的術語和解釋，甚至在我不得不援引人種學的事實時也是如此。讀者將發(fā)現(xiàn)我不會提及“瑪納”（mana）之類的超自然力量，也不會提到任何巫術。如果我要以論文的方式扼要地提出我的證明，那么，一個論點便是：人類學及其姊妹學科迄今給予游戲概念的強調(diào)太少，沒有重視游戲因素對于文明的極端重要性。 本書的讀者不應對每一語詞刨根究底。在處理文化的一般問題時，人們應不斷地深入到那些未經(jīng)充分探索過的領域中去探奇獵勝。要預先保證我所有的知識中毫無盲點，那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我必須現(xiàn)在就寫，或者根本不寫。而我希望現(xiàn)在就寫。

　?。ê商m）約翰？胡伊青加（1872~1945），荷蘭著名文化史學家、語言學家，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被公認為當時zui偉大的文化學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