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北古陶錄：崇明古陶瓷博物館藏品集粹（套裝全2冊）》是一部崇明古陶瓷博物館藏先秦時期陶器為主的資料集。據了解，這些陶器多為縣域境內所出。崇明古陶瓷博物館所在的光澤縣位于福建的西北部，是閩江上游富屯溪的發(fā)源地，也是福建通往江西的重要路徑，素有閩贛咽喉之稱。境內四周群山連綿，中部地形較為平緩，為低矮的丘陵和河谷平原。大乾河和西河為境內主干河流，自北南流。已經發(fā)現(xiàn)的數十處先秦時期的遺址即分布于河流兩岸的丘陵之上。因該區(qū)域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考古工作-直比較被關注和重視。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就做過初步的田野調查，并有若干重要的發(fā)現(xiàn)。1981至1983年在進行第二次文物普查時還做了小規(guī)模的試掘，在白主段、馬嶺、香爐山和楊山幾個地點各清理了幾座墓葬，發(fā)掘者通過對出土物的比較分析，對各遺址的年代有了基本的判斷。1995年秋季福建博物院對池湖遺址積谷山、糧庫后山和外罩山三處地點的發(fā)掘是境內第1次主動性的正式發(fā)掘，雖然規(guī)模不大，但意義重大，不僅新獲若干完整陶器組合的墓葬材料，而且第1次發(fā)現(xiàn)了“白主段類型”的大型墓葬?；谶@些調查和發(fā)掘材料，對閩北地區(qū)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及文化特征的研究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閩北地區(qū)先秦文化與周鄰地區(qū)其他文化之間的關聯(lián)性亦籍由這些新發(fā)現(xiàn)而日趨明朗5。這些成果是我們整理并認識崇明古陶博物館藏品的重要參考。編輯該書的初衷一是因為這批資料本身的重要性，有必要將其刊布，以為研究提供可用之素材；二是希望對研究力量十分薄弱的民營博物館提供必要的學術支持和正確的**，共同編著藏品圖錄是為途徑之一?！堕}北古陶錄：崇明古陶瓷博物館藏品集粹（套裝全2冊）》所選錄陶器兼顧了年代和器類兩方面的因素，基本上涵蓋了閩北地區(qū)自新石器時代至戰(zhàn)國（極少部分可至漢代）時期各不同時段的典型器物。雖然大多數的器類都曾見于以往的調查和發(fā)掘所獲，但仍有前所未見者或保存狀況好者。該地區(qū)發(fā)掘報告之外的陶器著錄幾乎沒有，而過去發(fā)表的報告往往圖像質量多不甚理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給研究帶來許多的不便，《閩北古陶錄：崇明古陶瓷博物館藏品集粹（套裝全2冊）》的出版也許可以稍微彌補這方面的缺憾。就所錄器物資料可以討論的內容很多，書中只選取了其中與中原地區(qū)夏商文化交流相關的問題進行了稍微深入的論述。原始瓷和印文硬陶是我們了解當時南北方文化關系的重要線索，也因此而受到極大的關注。對中原地區(qū)出土夏商周時期原始瓷和印文硬陶產地問題的討可謂論曠日持久，至今仍懸而未決。羅汝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整理的資料，撰寫了《閩北地區(qū)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與崇明古陶博物館藏陶器》、《從“象鼻盉”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一論夏商時期東南地區(qū)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兩篇論文，提出了_一些新的觀點。他通過對“象鼻盉”（B型）、原始瓷折肩大口尊兩種器物源流關系的梳理，認為中原王朝（二里頭、鄭州商城遺址）所見兩種同類器物當屬來自東南地區(qū)的“貢賦”。并將其產地推定為閩浙贛交界地區(qū)。從已有的考古證據而言，關于產地的意見是可信的，至于是否為“貢賦”之內容，還缺少充分的理由。二里頭時期的“象鼻盉”與“鴨形壺”（馬嶺類型），商代早期的原始瓷大口尊（A型。白主段類型），西周時期的原始瓷豆（稍晚于白主段類型）等互見于相隔千里之遙的南北兩地，期間的聯(lián)系是顯而易見的，問題是這些器物的流通究竟是基于什么樣的原因？要回答這個問題只能有待于將來很多的新發(fā)現(xiàn)。黎海超最近提出“早、中商時期，北方地區(qū)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來源于南方的多個地點，包括盤龍城、吳城、池湖等，其中南方多個地點的器物可能有部分通過盤龍城遺址轉運北方，也或有直接傳播的現(xiàn)象。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當是商王朝與南方地區(qū)資源流通的一部分。在南北資源流通的路線中，銅料資源可能才是流通的主體，而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或作為附帶品存在。此時商王朝以盤龍城作為直接據點控制南北資源流通”。就商代前期的情況，這種推測或可備一說。那么，二里頭時期的交流該如何解釋呢？依然無解。隨著新的考古材料不斷豐富，閩浙贛交界地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圈正逐漸顯現(xiàn)。我們通過該區(qū)域陶器為主所反映的文化復雜性，不僅可以建構先秦時期“百越”地區(qū)的文化交流網絡，而且也有了更充足的證據建立起東南地區(qū)與中原王朝的文化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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