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潮流，常常孕育于一些特殊的時刻，并與某種敦促人們回顧與展望的“時節(jié)”彼此暗合。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本期《中國政治學》也攜著新的文字和新的思考，與讀者見面了。在這個時間點上回顧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歷程和新進展，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國家”這個曾經凝聚了一代中國政治學人“救亡圖存”志業(yè)的語詞，正在以一種新的方式，成為當代中國和世界共同的“運會”。這個新的“運會”，不僅保留了現代政治及其歷史的標志機理，更因為中國現代國家自20世紀以來的形成、建設與變革，成為所有政治學人、特別是當今中國政治學人努力思考的嶄新問題。如何設身處地調動中國政治學眼下的學科資源，既能使我們重新認識現代國家建設這個“老”問題的因緣際會，又能描繪出中國現代國家這個嶄新“運會”的起承轉合？——或許，這也正是本期《中國政治學》的作者和編者們都在思考的問題。思考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問題，比較政治與中國政治研究的成果是一項重要的學科依據。發(fā)現真正有效的比較結論，比較政治與中國政治研究就離不開對政治史的審慎評斷和對政治理論概念的深入反思。王紹光教授和唐文方教授在“本刊特稿”中的兩篇文章，分別選取“國家能力”和“民意”這兩個關鍵尺度剖析中國現代國家成就的基礎，就是這樣一組示范。通過比較世界歷史上三次重要的“大分流”，王紹光教授在《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發(fā)展》一文中指出，一個有能力的國家是世界各國實現經濟增長與成功改革的基礎。而唐文方教授《民意調查與中國政權韌性的五大“意外”發(fā)現》一文借由民意調查的經驗研究與西方政治觀察家和學者對話，向我們揭示了中國經驗的“意外性”，其研究發(fā)現，影響中國現代國家政府威望的一個關鍵因素正是政府對社會生活中具體民意的回應性，而不是流俗理論預先假設的“選舉訴求”。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交相參證為思考中國現代國家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學科資源。正如前人所言：“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將思想史與政治史的言、行、理、勢結合起來，考察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這一時代問題的源流與前景，是本期《中國政治學》收錄的相關專題論文的一個共同特色。我們嘗試用“歷史與政治”命名，并以此殷切期待學界同人對“歷史政治學”的持續(xù)關注與研討。時殷弘教授通過對《晉書》元帝、明帝本紀的政治與戰(zhàn)略史解讀，剖析了東晉王朝國家賴以建立、維系和鞏固的政治社會結構力量和統(tǒng)治階層建構政治團結的戰(zhàn)略平衡機理。借助中國傳統(tǒng)國家治亂興亡經驗研究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資治”性，其對歷史的重新“評注”，揭示了“創(chuàng)新性的政治調整”這一傳統(tǒng)中國政治實踐智慧對國家創(chuàng)建與鞏固的重要意義。張廣生教授從歷史文明的沖突與和合的角度集中探討現代中國的國家起源與中國“文明國家”的復興問題，其對“儒法政治文明”結構與動力原則的概括，對于理解中國大一統(tǒng)“超級國家”的政道與治道頗有啟發(fā)。任鋒教授以史論結合的方式，從“治體論”的論說話語人手，圍繞君主威權與共治發(fā)展起來的治道公共性，如何在紀綱法度中得以落實，與公法產生何種對應著筆，集中闡發(fā)治體思考下秩序演進的核心動力，這對理解近代中國國家政治秩序的建構路徑頗有助益。對現代政治思潮的思想淵源、歷史語境和理論建構歷程的分析一直是中國政治學的重大主題。在“理論探源”中，蒲國良教授對托馬斯·莫爾人文主義思想的系統(tǒng)研究，為理解社會主義思潮傳統(tǒng)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從蒲國良教授對莫爾的批判思想的探討中，我們也能更深切地把握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特征和歷史困境。相似地，鮑文欣對現代中國政治語境下“平民”觀念的分析，也為把握中國現代政治圖景的思想動力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思想案例。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