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學》與當代歷史的動蕩和喧騰是完全分不開的。在書中,我相應地強調無論是“東方”這一用語,還是“西方”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穩(wěn)定性,二者都由人為努力所構成,部分地在確認對方,部分地在認同對方。……《東方學》以對1975年黎巴嫩內戰(zhàn)的描寫為開端,這場戰(zhàn)爭結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與丑惡的人類流血事件卻延續(xù)至今。我們經受了奧斯陸和平進程的失敗。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義爆發(fā)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與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難,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戰(zhàn)機與阿帕奇直升機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進行了例行集體懲罰行動。自殺性炸彈襲擊現(xiàn)象充分顯現(xiàn)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的破壞性,這當然沒有什么比“9-11”事件及其后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zhàn)爭更駭人聽聞、更具有末日預言的昭示意義了。正當我寫作本文時,美英對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經授權的入侵和占領正在進行,隨之而來的則是匪夷所思的物質掠奪、政治動蕩和變本加厲的侵略。這都被認為是那個被稱作文明沖突的一部分,它無休無止、無法平息、不可救藥。但我認為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