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學派的成員羅汝芳晚年在《大學》本文釋齊家治國的傳九章中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绷_汝芳據此認為《大學》的宗旨可歸結為“孝”“弟”“慈”三個標準。他提出，“天下之大，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認為人人都是“孝弟慈”。羅汝芳對“孝弟慈”的理解不限于儒家經典中冬溫夏清的方式、遵從長上的要求等，而是容納了從供養(yǎng)父母、撫養(yǎng)子孫，到安生全命、勤謹生涯、保護軀體，以至光大門戶、顯親揚名等一系列生活價值，這些價值可以說都體現了家族倫理的原則和規(guī)范。正如王艮一樣，他在孝弟慈的家族倫理解釋下，肯定了為家庭而追求富裕等價值，以及保護自我、勤勉從業(yè)等倫理的規(guī)范。泰州學派不再把儒家的價值當作士大夫經過復雜修養(yǎng)過程才能達到的境界，而把它作為百姓日用中就已實現著、表現著的東西；儒學從此不再是高不可攀、遠不可及的，而是人人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泰州學派的理想是，把人人都有的這種現成的不慮之知即不自覺的所能所知，更為提高一步，變成自覺的所能所知。這樣一種思想的實質，是把儒學平民化、世俗化了。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儒學普及化了，而另一方面儒學也民間化了，容納了更多的生活價值和家族倫理。王艮、顏山農、羅汝芳所體現的正是明代中后期“儒家倫理普及化”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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