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在東西方絲綢貿易中得天獨厚的人文地理學優(yōu)勢的揭示,是本書學術研究的目標之一。這其中的一個重點的問題,便是崇義鄉(xiāng)、感德鄉(xiāng)兩個胡人僑鄉(xiāng)興生聚落因大運河輸絲而形成與擴大的人文成因。所以,本書回溯北魏“四里”“四坊”沿伊洛河岸邊而設置的地望選擇取向,實亦指出隋唐東都繼承魏晉運河模式的都城水文傳統(tǒng)。在此基礎上,本著從唐都洛陽定鼎門遺址大規(guī)模駱駝蹄印痕跡的考古發(fā)現(xiàn),管窺交通史視域下展現(xiàn)出的李唐王朝對絲綢貿易市場管理職能及行政責任職能的重視——只有經過國家市場“稅后貿易”的駝運,始能享受唐屬絲路全程的行政服務——這無疑會降低駝運販絲的總體交通成本。這樣看來,當年洛陽城東漕河兩岸感德鄉(xiāng)、崇義鄉(xiāng)胡人部落推波助瀾而形成的“稅前貿易”,只能視為國家行政貿易之后的一種輔助貿易形式。而所有這些官、私貿易,都依賴于南運河對絲綢之路“水文輸絲”的對接。洛陽之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