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儒學編（全116冊）

　　儒學是中國古代文化所創(chuàng)生的偉大的思想體系，其原始教義，即所謂“六藝”，或說“六經(jīng)”，在古代被奉為君子修身治國的指南。其“德教”涵義，見于《禮記 經(jīng)解》，其說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 《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凈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外，“六藝”還滿足社會生活的多方面的需求，如《禮》教，固然可以說“恭儉莊敬”，但也可以是“體國經(jīng)野”。甚至人生大事的“冠、婚、喪、祭”，乃至國家祭祀、設官分職，都“非禮不行”。一般來看，禮主別異，樂主和同，也有助于社會的整合與制度的生成。其它各“藝”也具有類似的特點，由于具備這些優(yōu)良的性質，使得儒學發(fā)展壯大為古代中國以及東亞地區(qū)的主流思想。中國儒學的歷史發(fā)展呈現(xiàn)出階段性的特征，其起源或與“事神致福”的原始文化同其淵源。周初以下，儒與師、保同義，《周禮。天官》太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師、保之儒，掌教化，《漢書 藝文志》說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或亦有見于此。春秋戰(zhàn)國之際，儒家作為諸子百家之一，上承古代禮樂傳統(tǒng)的遺澤，將古典文化的菁華折中為“六藝”，奠定了后世儒家的思想基礎。兩漢以后，學者篤守傳承，箋注經(jīng)典，有傳經(jīng)之儒，義疏之學，至唐人“五經(jīng)正義”而總其大成。兩宋以后，經(jīng)過唐末五代的喪亂，又外感于佛教禪宗的刺激，程子、朱子等大師相繼崛起，“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四庫提要》經(jīng)部總敘），于是有性理之儒。（參韓國學者金忠烈《高麗儒學思想史》緒論）傳播到域外地區(qū)并發(fā)展出獨立學統(tǒng)的儒學主要是性理之學，即我們通常所謂的宋、明理學。儒學何時傳入朝鮮半島，是一個聚訟紛紜的問題。學者或遠引箕子之東的傳說，不必可信。從文獻可征立說，至少到漢四郡時期（始于公元前108），朝鮮地區(qū)已經(jīng)接觸到儒學文化。三國時代，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的上層社會已經(jīng)有較深的漢文化修養(yǎng)。小獸林王二年（公元372），高句麗王朝設立“太學”，以儒家典籍“五經(jīng)”以及《史記》、《漢書》、《后漢書》等作為教科書。到公元八世紀，三國儒學教育體系已經(jīng)非常完備，新羅王朝以“讀書三品”制選拔人才，要求上品需精通《左傳》、《禮記》等大經(jīng)。九世紀后期，新羅崔致遠游歷長安、洛陽，經(jīng)過數(shù)年勤苦力學，終以賓貢進士及第，經(jīng)過吏部銓選，還出任中國的地方官員。他在中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及有關文字后來編輯為《桂苑筆耕集》，被后人稱為“東方藝苑之始”，崔氏本人也成為 “東國文學之祖”。公元九一八年，高麗太祖王建（公元877-943）統(tǒng)一三國。王建的身邊多有儒臣，他的著述《政誡》、《誡百寮書》以及遺訓《訓要十條》都反映出明顯的儒家思想。成宗期間（公元981-997在位），高麗還模仿唐朝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官制。高麗王朝的學者，崔承老（927-989）、崔沖（984-1068）等人，積極興學，為傳播儒家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高麗初期，當中國宋朝初年，兩國維持著密切的文化關系，高麗王朝時常派遣留學生入宋學習。宋初興起的新儒學也很快傳播到朝鮮地區(qū)。忠烈王（1274-1308在位）時期，安珦隨使臣來中國，見到了理學大師朱熹（1130-1200）的著述，他很快察覺到新學術的價值，他抄錄了朱子書，帶回高麗，告誡后學說“欲學孔子之道，必先學晦庵”。安珦之后，白頤正于一三〇五年使元，在中國游歷十年，鉆研程、朱的著述，歸國后以新儒學教授。數(shù)傳之后出現(xiàn)李穡（1342-1396）、鄭道傳（1342-1398）、鄭夢周（1337-1392）等人，高麗新儒學開始形成獨立的傳授源流。鄭夢周在當時就被稱為“東方理學之祖”，他不僅深入鉆研新儒學中的性理之說，還引入《朱子家禮》，并實踐三年喪禮制度，他對高麗王朝以身殉節(jié)，作為忠義的典型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與鄭氏同時的鄭道傳、權近（1352-1409）參與了朝鮮王朝的建立，以道學理論作為新王朝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鄭氏的重要著述《朝鮮經(jīng)國典》、《經(jīng)濟文鑒》是儒家經(jīng)世的典范。權近又有《入學圖說》，以圖示的方式分析儒家教言中各種范疇與層次的區(qū)別，便于教學。這種方法源于北宋學者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經(jīng)過權近的發(fā)揮之后成為韓國儒學的傳統(tǒng)特色，繼權氏之后，有鄭之云《天命圖》、李滉《圣學十圖》等，都是韓國儒學中的重要著述。鄭夢周數(shù)傳之后，出現(xiàn)金宗直（1431-1492）、趙光祖（1482-1519）等人。學者在輾轉傳習的同時，寄托學術精神“道統(tǒng)”譜系也被逐漸建立起來。金紐說：東方道學之宗源于圃隱鄭先生，冶隱吉先生受業(yè)于圃隱門下，承其正脈。江湖金先生就學于冶隱，在其族中傳學統(tǒng)之緒，占畢齋先生學源純粹，出于正路。時先生門下所出之明賢高士不僅十余名。寒暄堂、一蠹、梅溪等受其勸獎啟發(fā)，靜庵（趙光祖）、晦齋（李彥迪）、退溪（李滉）等數(shù)賢相繼而起，上承洙泗、濂洛之學統(tǒng)，下啟億萬年無窮之美。到十六世紀后半期，性理學傳播到朝鮮地區(qū)經(jīng)過三百多年的累積，終于出現(xiàn)了退溪李滉（1501-1570）、栗谷李珥（1536-1584）兩座高峰。退溪篤信朱子而深造自得，他中年在鄉(xiāng)下隱居，用朱子詩義將*家門口的池塘取名為“光影塘”。為了深入理解朱子的學術，他還編輯了《朱子書節(jié)要》。他的重要著述《圣學十圖》其中也多依仿朱子之處。栗谷也尊朱子，據(jù)說他嘗感慨說“幸生朱子之后，學問庶幾不差”。對于道學源流，栗谷有一段著名的論述，他說：鄭圃隱號為理學之祖，而以余觀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則道學自趙靜庵始起，至退陶（即退溪李滉）先生，儒者模樣已成矣。這是大師的學術評論標準，或者過于苛刻，但也充分說明，至退溪、栗谷，朝鮮王朝的性理之學已經(jīng)形成了充分獨立的傳統(tǒng)，這點也得到現(xiàn)代學術研究的肯定。退溪、栗谷之后，朝鮮儒學仍有重要的發(fā)展，其中如繼承李珥學統(tǒng)的宋時烈（1607-1689）、陽明學者鄭齊斗（1649-1736）、實學巨子丁若鏞1762-1836）等，都是儒學史上能給人以長久啟發(fā)的重要人物。朝鮮地區(qū)的儒學是中國儒學傳統(tǒng)的一部份，與本土儒學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要完整而深入地理解這一光輝的傳統(tǒng)，我們有必要擴大視野，在古代東亞漢文化圈的整體視野中考慮問題。長期以來，對域外儒學的資料都不夠重視，以前在國內也有《退溪全書今注今譯》、《宋子選集》等少數(shù)資料，但遠遠不能滿足研究的需求。出于多方面的考慮，我們編輯了這套《韓國儒學文集》，其中共收錄朝鮮半島歷史上的儒家學者的文集三十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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