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五代史原稱五代史,或梁唐晉漢周書,共一百五十卷,修于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九七三年)四月至七年閏十月,由薛居正監(jiān)修,盧多遜、張澹、李昉等同修。后歐陽修五代史記出,稱為新五代史,薛史則稱為舊五代史。原書已佚,現(xiàn)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時的輯本。舊五代史所敘述的歷史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分裂割據(jù)的時期。
從公元九○七年朱溫稱帝起,到九六○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間,中原地區(qū)有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個王朝前后相繼,中原以外有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南平、北漢等十個獨立王國,史稱「五代十國」,其中還沒有包括當時我國境內契丹等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這個時期,在全國各地,特別是中原地區(qū)的分裂割據(jù)政權之間,充滿了激烈的軍閥混戰(zhàn),造成了頻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軍閥集團的割據(jù)政權是極端殘暴、極端腐朽的,舊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這些政權的反動統(tǒng)治。他們「徵搜輿賦,竭萬姓之脂膏」。[一]他們「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二]他們急徵暴斂,明搶暗奪,或使「數(shù)州之[一]舊五代史卷三四唐莊宗紀八[二]舊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貨志民,屠啖殆盡,荊棘蔽野,煙火斷絕,凡十余年」,[一]或使「一方之民,若據(jù)爐炭」。[二]他們甚至用泥土製錢,因楊柳吐絮而徵稅,把山中的野草當茶賣!他們「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后晉石敬瑭不惜匍匐于契丹軍事集團腳下,甘當「兒皇帝」。舊五代史揭露的軍閥割據(jù)勢力的種種罪惡行徑,對于我們認識歷史上分裂割據(jù)的危害性和維護全國統(tǒng)一的重要意義,無疑是有益處的。
舊五代史在編撰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點,它基本上取材于五代時人所修的各種實錄。
這些實錄「皆無識者所為,不但為尊者諱,即臣子亦多諱飾」。[四]舊五代史在轉述時,不可避免地會帶上它們固有的缺陷。石敬瑭這樣的無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禮賢從諫」,「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維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軍事貴族集團的,舊五代史編撰者卻為之開脫,說「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六]讚美桑維翰是「効忠」后晉的「社稷臣」。[七]馮道毫無骨氣,一生投靠過許多搞分裂割據(jù)的軍閥,舊五代史的作者卻說:「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八]這些論述,完全違反了歷史事實,不能不說[一]舊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傳[二]舊五代史卷一三五僭偽列傳二劉陟傳[三]舊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五]舊五代史卷八○晉高祖紀六是舊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舊五代史還有其他許多缺點,如材料蕪雜,概括力差觀點不統(tǒng)一,大多數(shù)文章寫得很不高明,等等。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于舊五代史編撰者大都親身經歷過五代的歷史場面,見聞較近,因而保存了比較豐富的原始資料。相反,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刪去了許多應當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兩者還是可以互相補充的。
北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規(guī)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一]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于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shù)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注,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注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后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于卷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并刪去了輯文的出處?,F(xiàn)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jù)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谷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xiàn)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jù)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并保存了后來編定本刪去的數(shù)十條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業(yè)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jù)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jù)劉本影印的。
本次整理校點舊五代史時以影庫本為底本,同時用殿本、劉本及其他三種抄本參校,并適當吸收了邵晉涵的批校及孔葒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對史文輯錄所據(jù)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處,除根據(jù)原書通行本進行必要的??蓖?,還參校了殘宋本冊府元龜影印底樣、復旦大學藏舊抄本五代會要、周星詒過錄的顧廣圻校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永樂大典殘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刪或重要異文可備參考的,一律作為校記附于卷末。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數(shù)民族的人名等,輯本曾按照當時官定的遼史索倫國語解的譯名作了改動。這種譯名后來并不通行今均恢復原文,于譯名第一次出現(xiàn)處出校。輯本原注永樂大典、冊府元龜?shù)木頂?shù)頗有錯誤和脫漏,今有原本可查對的逕予改正增補。關于注文,除保留影庫本原有的外,還在避免重複的原則下,根據(jù)邵晉涵舊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補,并注明來源,以求成為比較完備的本子。由于舊五代史的版本流傳問題比較複雜,現(xiàn)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錄書后以供參考。
從公元九○七年朱溫稱帝起,到九六○年北宋建立,五十多年間,中原地區(qū)有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個王朝前后相繼,中原以外有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南平、北漢等十個獨立王國,史稱「五代十國」,其中還沒有包括當時我國境內契丹等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這個時期,在全國各地,特別是中原地區(qū)的分裂割據(jù)政權之間,充滿了激烈的軍閥混戰(zhàn),造成了頻繁的王朝更迭。五代大地主軍閥集團的割據(jù)政權是極端殘暴、極端腐朽的,舊五代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這些政權的反動統(tǒng)治。他們「徵搜輿賦,竭萬姓之脂膏」。[一]他們「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二]他們急徵暴斂,明搶暗奪,或使「數(shù)州之[一]舊五代史卷三四唐莊宗紀八[二]舊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貨志民,屠啖殆盡,荊棘蔽野,煙火斷絕,凡十余年」,[一]或使「一方之民,若據(jù)爐炭」。[二]他們甚至用泥土製錢,因楊柳吐絮而徵稅,把山中的野草當茶賣!他們「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三]更有甚者,后晉石敬瑭不惜匍匐于契丹軍事集團腳下,甘當「兒皇帝」。舊五代史揭露的軍閥割據(jù)勢力的種種罪惡行徑,對于我們認識歷史上分裂割據(jù)的危害性和維護全國統(tǒng)一的重要意義,無疑是有益處的。
舊五代史在編撰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點,它基本上取材于五代時人所修的各種實錄。
這些實錄「皆無識者所為,不但為尊者諱,即臣子亦多諱飾」。[四]舊五代史在轉述時,不可避免地會帶上它們固有的缺陷。石敬瑭這樣的無恥之尤,獲得了「旰食宵衣,禮賢從諫」,「能保其社稷」[五]的美名。桑維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軍事貴族集團的,舊五代史編撰者卻為之開脫,說「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六]讚美桑維翰是「効忠」后晉的「社稷臣」。[七]馮道毫無骨氣,一生投靠過許多搞分裂割據(jù)的軍閥,舊五代史的作者卻說:「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八]這些論述,完全違反了歷史事實,不能不說[一]舊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傳[二]舊五代史卷一三五僭偽列傳二劉陟傳[三]舊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五]舊五代史卷八○晉高祖紀六是舊五代史的重大缺陷。此外,舊五代史還有其他許多缺點,如材料蕪雜,概括力差觀點不統(tǒng)一,大多數(shù)文章寫得很不高明,等等。
就史料價值而言,由于舊五代史編撰者大都親身經歷過五代的歷史場面,見聞較近,因而保存了比較豐富的原始資料。相反,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刪去了許多應當保留的重要史料。因此,兩者還是可以互相補充的。
北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一二○七年)規(guī)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一]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于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shù)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注,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注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籤。一九二一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后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于卷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并刪去了輯文的出處?,F(xiàn)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jù)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谷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xiàn)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jù)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并保存了后來編定本刪去的數(shù)十條注文。至于一九二五年的嘉業(yè)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jù)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jù)劉本影印的。
本次整理校點舊五代史時以影庫本為底本,同時用殿本、劉本及其他三種抄本參校,并適當吸收了邵晉涵的批校及孔葒谷、彭元瑞等人的校勘成果。對史文輯錄所據(jù)和注文引用的史料出處,除根據(jù)原書通行本進行必要的??蓖?,還參校了殘宋本冊府元龜影印底樣、復旦大學藏舊抄本五代會要、周星詒過錄的顧廣圻校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永樂大典殘卷膠卷及照片。凡有增刪或重要異文可備參考的,一律作為校記附于卷末。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有些古代少數(shù)民族的人名等,輯本曾按照當時官定的遼史索倫國語解的譯名作了改動。這種譯名后來并不通行今均恢復原文,于譯名第一次出現(xiàn)處出校。輯本原注永樂大典、冊府元龜?shù)木頂?shù)頗有錯誤和脫漏,今有原本可查對的逕予改正增補。關于注文,除保留影庫本原有的外,還在避免重複的原則下,根據(jù)邵晉涵舊五代史考異、殿本、孔本等作了增補,并注明來源,以求成為比較完備的本子。由于舊五代史的版本流傳問題比較複雜,現(xiàn)把一些重要版本的序跋附錄書后以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