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有言：趙將李牧之居邊也，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古之用兵其費至巨也，然以趙國區(qū)區(qū)，李牧偏郡，仰給市租，不聞匱乏，未有行軍而乏興，護(hù)眾而憂馕者也。明代則不然，平時征賦半以養(yǎng)兵。

　　四海之富歲入裁二千余萬，十年之通余，不過一年之入，郡縣府庫例不存儲，大農(nóng)春秋二撥，或往往告匱。至于軍興，田谷不播獲，關(guān)稅無登，而振恤供給，繁費相踵。勸捐輸，議假貸，欲以一二貴戚大臣之私財澹天下之用，計絀情絀，始議加賦。

　　史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紛咎其上。

　　圣清鑒其敝，二百余載堅持不加賦之義，兆民曉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閉，咸懷仁義。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災(zāi)，連年累歲之繇，傾帑不足以供費，則計臣束手矣。洪寇之興，始由部籌餉撥軍者六百余萬，其后困竭，則以空文指撥，久之空無可指。

　　諸將帥亦知其無益，乃各自為計。其計有二：捐輸、厘金是也。

　　二者皆起于戰(zhàn)國、秦漢之時。而捐輸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于風(fēng)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團練，言餉者急捐輸，及大錢鈔票，樂其不費而取利也。上茍持一無本取利之心，則政事□敗，令甫下，而民窺之矣?！本栎斨?，必避富貴權(quán)勢之家。曾國藩初治湘軍，慨然欲抑豪強、摧并兼，令故總督陶澍家倡輸萬金，以率先鄉(xiāng)人，澍子訴于巡撫，籍其田產(chǎn)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嘩，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當(dāng)先大戶，是時曾國荃號有百頃田，于法當(dāng)上戶，榕不能問也，而京朝流言卒以敗榕。故凡捐輸，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計天下歲得不出二十萬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罷。然自咸豐元年以來，盛衰相參，所輸銀亦以千萬數(shù)。捐輸?shù)霉僬擢q少于軍功保薦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輸為害政是也，或以為淆雜吏治亦未必然也。

　　刑部侍郎雷以諴治軍揚州，用錢江謀，奏榷商稅關(guān)稅正則，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則入千而取十，謂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雖始于揚州，然無所得。曾國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孫謀于漢口行之。奸民訴之總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禮部主事，故國藩亦移咨楊霈爭之。霈不得已，委過藩司。未幾，武昌，漢口復(fù)陷，而湖南厘局興矣。

　　郭嵩燾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總局，而府縣厘局皆舉、貢、生、童，商民便之。院司雖或委員，總成列銜而已。

　　其后群官稍資以給食，又其后而陸增祥總省局，始委權(quán)官員，諸舉、貢、生、童亦皆以保薦得官，彬彬乎衣冠簿書，有上下等威，而厘稅益絀。布政使吳元柄、涂宗瀛盡革浮費，燈油茶葉各令自辦，歲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稅初年歲百卅萬，至增祥、元炳時歲載Ｃ１３萬。江西貨饒地廣，初倚以供軍，而數(shù)當(dāng)兵沖，不能遠(yuǎn)逾。湖南軍實之所由充，始自湖北，開于上海，皆取給于厘稅，所謂軍市之租者耶。湖北厘稅川鹽為大。始承平時，淮引正課不逾三十萬，猶日訴引滯，逋稅歲積?？軗?jù)江南，鹽運阻塞，川鹽方舟并下，乃設(shè)局沙市，試榷其稅，因資羨余以充官用，歲益銀至百余萬。時湖南亦食粵私，院司欲準(zhǔn)湖北例籠之，不能效也，然亦歲榷銀三四十萬。

　　咸豐七年，駱秉章用左宗棠議，首減湘潭浮折漕糧，定軍需公費，先私取十五者，率改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歡。時湖南阻亂，事專于巡撫，秉章決行之，遂通改漕章，歲增銀二十余萬，民乃得減賦數(shù)百萬。武昌既復(fù)，林翼復(fù)效行之。及曾國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賦倍蓰，湖南故增銀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其后，秉章督四川，設(shè)夫馬局，津貼捐輸乃更為敝治，非獨務(wù)本難也。逐末競利猶待人而興，然以此益知軍興不乏財，而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每破寇，所鹵獲金幣、珍貨不可勝計。復(fù)蘇州時，主將所斥賣廢錫器至二十萬斤，他率以萬萬數(shù)，能戰(zhàn)之軍未有待餉者也。湘軍初起時，水師大將從南海新來，當(dāng)設(shè)宴，議用錢二萬，猶咨嗟以為巨費。其時，江南糧臺委員自蘇至寧公館八所，帷帳姬妾不徙而具，徒以坐潰。而湘軍起貧苦，同饑餓，轉(zhuǎn)戰(zhàn)五千里，餉皆自厘金給之。

　　雖復(fù)頻奏征餉四川、廣東，率為其督、撫所持，所望十不償一二。獨劉蓉、蔣益澧本起蜀、桂監(jiān)司，得總督協(xié)濟。及其后，蓉在陜西，蜀餉不復(fù)應(yīng)。益澧入浙頻勝，餉源自旺。至平捻時，京朝官至湘、淮軍中，各以私情饋遺，動醵萬金。孔子曰：“國不患貧寡?！备辉昭院?！觀帥能否，于籌餉知之矣。

　　五口通商，中國歲入銀七百萬，加以貨厘鹽稅，又率千萬，而軍籍官用、度支省減、藩庫扣停者亦千萬，故國富莫若今日。

　　計者不綜大端，徇胥吏之虛詞，輒曰：財支絀，用浩繁，利孔弗一，漏卮弗塞，無事而屯軍，舍本而逐末，船炮無益之費盡糜所入，未為知籌也。湘軍于餉艱難，其后人人足于財，十萬以上貲殆百數(shù)，當(dāng)領(lǐng)未發(fā)之餉輒公輸縣官，計銀動數(shù)十萬。念前茲過計拙謀，故述其略為《籌餉篇》，而其所取發(fā)奏咨之文皆不論載。

　　方厘金之興也，雖津邏訶索，固不敢問達(dá)官朝使舟，然諸貴宦家人姻戚仆從多被譏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輒以病商、害民為詞，交章請罷征。曾國藩初授江督，軍餉無出，黃冕始建議增湖南厘稅十之三，號為東餉，專供曾軍。議初上，駱秉章援蜀去，文格代為巡撫，雅不善曾、胡。國藩恐己力不足令之，手書冕牘后曰：“徒結(jié)怨于新?lián)?，事定不行。”而黃冕、裕麟等業(yè)建議，即不待報，設(shè)局增稅。會文格、翟誥相繼罷免，毛鴻賓為巡撫，惲世臨繼之，皆新進(jìn)，倚國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稅者，亦堅悍無所顧畏?；蚣槿司郾姎Ь謿髡?，輒以炮船及營兵往助復(fù)設(shè)之，牧令爭佐捕治。商賈納稅恐后，竟以濟師。同治二年，國藩征餉江西九江關(guān)道，蔡錦青分稅課以應(yīng)。

　　乃報巡撫，沈葆楨大怒，謾詞詆錦青。國藩不能堪，二人騰章相詆，俱自劾求罷。朝廷為發(fā)上海稅銀三十萬供曾軍，以和解之。明年，克江寧，首疏奏免湖南東餉，諸厘局亦頻奉詔裁減，然論者不已。于后，左宗棠治西師，有意加稅放東餉，巡撫置不應(yīng)，其事亦罷。然各省厘稅贍軍，坐甲不用，稅亦日絀，而相承莫肯罷，與初榷時意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