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何言乎重在荊州也？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強，及鄢、郢亡，而國無以立矣。故曰重在荊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漢置江夏郡、治沙羨。劉表鎮(zhèn)荊州，以江漢之沖，恐為吳侵軼，于是增兵置戍，使黃祖守之。孫策破黃祖于沙羨，而霸基始立。孫權知東南形勝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則今縣也，而夏口則今日之武昌也。繼孫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孫氏之轍矣。故曰重在武昌也。何言乎重在襄陽也？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陽也。請得而備言之。從來之善用荊州者，莫如楚。楚都于郢，而其爭中原也，則在方城漢水之外，是今日襄陽以北地矣。西則以黔中巫郡隔礙秦雍，控扼巴蜀，非今日歸州夷陵諸境乎？東則越冥?厄以迫陳、蔡，由夏州州來、符離，以通江淮，非今日武昌黃蘄之郊乎？是則全楚之形勝，莫過于荊州也。若夫用武昌者，則莫備于江東。孫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險?脊確，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臨江漢，形勢險露，特設重鎮(zhèn)以為外拒。而武昌退處于后，可從容而圖應援耳。名為都武昌，實以保江夏，如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無事者。晉人伐吳，分遣一軍出夏口，一軍出武昌，此亦第徇吳人陪都之名，而未權其實也。東晉因之，而武昌與夏口并重。陶侃領荊州，則鎮(zhèn)武昌。庾翼領荊州，則鎮(zhèn)夏口。劉裕締造之初，亦嘗以江沔未靖，移荊州治夏口。迨孝武時，則增置郢州治焉。郢州置，而武昌乃歸重于夏口矣。蓋郢州者，所以分荊、襄之勢，而壓荊、襄之口者也。自此荊、襄多事，郢州實首當其鋒。沈攸之以江陵發(fā)難，不能下郢州，不旋踵而敗亡。蕭衍自襄陽而下，則必爭郢州。王僧辨自荊州而下，則先入郢州。隋人以夏首為陳氏之要沖，唐人以鄂州為江漢之重鎮(zhèn)，皆昔郢州也。及南宋之衰也，襄樊陷，兩郢傾，而鄂州之防急。以伯顏之強狡，不敢輕犯鄂州者，誠畏其險也。及取鄂州，而東南遂不支矣。是上流之形勝，誠莫切于武昌也。若夫襄陽者，西晉用之，則以亡吳；蒙古用之，則以亡宋。次則西魏用之，亦以亡梁。苻堅之陷襄陽也，不知襄陽之可以覆晉也。西魏之擅襄陽也，不知亡梁之資即覆陳之本也。間嘗謂南國之周瑜，有用襄陽之志，而無其年；關壯繆有用襄陽之勢，而無其智；庾翼有用襄陽之識，而無其力；桓溫有用襄陽之力，而無其誠；南宋諸君子有用襄陽之言，而無其事。于岳武穆，可謂聞其語矣，見其人矣，而又廢于讒賊。然則千百年來，北人以襄陽并東南者有之矣，南人未有以襄陽而清關、洛者也。要以襄陽為天下之要膂，則自若矣。客曰：“予聞之，武昌，水要也；荊州，路要也；襄陽，險要也。今由子之言，益信三郡之于楚如鼎足，然殆未容以優(yōu)劣視歟！”余曰：“三要之說，亦未盡然。子遂因之，而以三郡并較也。襄陽殆非武昌、荊州比也。吳人之夏口，不能敵晉之襄陽；齊人之郢州，不能敵蕭衍之襄陽；宋人之鄂州，不能敵蒙古之襄陽矣。昔人亦言荊州不足以制襄陽，而襄陽不難于并江陵也。三國爭荊州，吳人不能得襄陽，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輒破于襄陽之下。梁元帝都江陵而眆襄陽，襄陽挾魏兵以來，而江陵之亡忽焉。魏人與蕭?以江陵而易其襄陽，亦謂得襄陽而江陵之存亡我制之也。五代時，高氏保江陵，賴中原多故，稱臣諸國，以延歲月。宋師一逾襄陽，而國不可立矣。蒙古既陷襄陽，不攻江陵，而攻兩郢也，亦以江陵不足為我難也。噫！孫氏有夏口，有江陵，而獨不得襄陽，故不能越漢江尺寸地。晉人有襄陽矣，乃謂漢水之險，不及大江，甚且輕戍江北，重戍江南，何其無志于中原也！幸而是時北人無能用襄陽者耳！彼襄陽者，進之，可以圖西北；退之，猶足以固東南者也。有襄陽而不守，敵人逾險而南，漢江上下，罅隙滋多，出沒縱橫，無后顧之患矣。觀宋之末造，孟珙復襄陽于破亡之余，猶足以抗衡強敵。及其一失，而宋祚隨之。即謂東南以襄陽存，以襄陽亡，亦無不可也。”客曰：“然則國家省會之設，何以不于襄陽，而于武昌？”余曰：“此亦因已然之跡，未究其本耳！漢都長安，而荊州首列南郡；晉都洛陽，荊州先治襄陽，平吳之后，改治江陵。唐都長安，而十道之設，山南道則治荊州。開元改置，則山南東道治襄陽。宋都汴梁，分湖南北為兩路，治江陵、長沙，后復增置京西南路，治襄陽。蓋天下之形勢，視建都者為推移。藩屏之疏密，視建都之向背何如耳。六朝、南宋，以中原既失，僻在東南，武昌不得不為重地。元起于北方，去東南最遠。當伯顏之破襄、郢而東也，宋人舉國以爭鄂州矣。伯顏于是多方以圖之，既得鄂州，周覽山川，以為江南要地，亟請城之，為規(guī)取江南基本。其后因之而行省建矣。偽漢逋逃，據為窟穴，太祖克之，仍為司治。蓋既已定鼎金陵，當混一之時，而未忘東南之慮。從金陵而論武昌，王述所云‘一有緩亟，駿奔不難’者也。燕都卜宅以后，亦惟成憲是遵，又何改焉？所謂因已然之跡，而未究其本者，此也?？驮唬喝粍t襄陽可以為省會乎？曰：奚為不可？自昔言祖中之地，為天下膏腴，誠引滍淯之流，通楊口之道，屯田積粟，鞠旅陳師，天下有變，隨而應之。所謂上可以通關、陜，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者，無如襄陽。由武昌而北，非不足以叩三關，動申、蔡，然而取道紆回，不如襄陽之徑且易也?！笨陀衷唬骸敖▏跂|南，襄陽亦可以為省會乎？”曰：“東晉時，已僑置雍州于此矣。昔人謂東南可以問中原者，莫如襄陽。晉之桓溫，宋之隨王誕，齊之曹虎、陳顯達、遠之戰(zhàn)于河、洛之間，近之爭于穰、鄧之際，惟其有襄陽也。西魏因蕭?以取襄陽，而東南之勢，遂折而入于北。襄陽在東南不后于武昌也。然酌其中，當設省會于武昌，而建帥府于襄陽，以全楚之資力，供襄陽之指揮。荊州引黔、粵之儲，西陵通巴、渝之蓄，而武昌集吳會之漕，以持襄陽之后，數千里間，呼吸可通，見敵之隙，必速乘之。吾知天下之勢，且在東南矣。彼武昌者，自守或有余，攻取或不足。且夫陽邏既下，而道出武昌之東門；嘉魚可來，而敵在武昌之南渚。漢口之重兵，吾虞其未可專恃矣。至于夷陵險要，自古所推；而施州山川環(huán)結，土田蕃衍，隋唐以來，皆為郡縣，今等之于要荒矣。竊謂夷陵建郡，而以施州屬之，增置屬邑，南北相麗，既以通楚、蜀之援，亦以厚巴、夔之勢，或亦圖國者所當計及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