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xiāng)重家，安鄉(xiāng)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xiāng)輕家；危鄉(xiāng)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nóng)；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事農(nóng)；民事農(nóng)，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zhàn)勝；戰(zhàn)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nóng)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nóng)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nóng)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guān)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yǎng)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閒，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庸也，四種而五穫，年中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nóng)夫以粥子者，上無術(shù)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nóng)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而富，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nóng)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nóng)事也；農(nóng)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xiāng)重家；安鄉(xiāng)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nóng)，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zhàn)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zhàn)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nóng)，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